A graph theory model using human nature structure

A graph theory model of the human nature structure( GMH) for machine vision and image/graphics processing i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Independent from the motion and deformation of contours,the human nature structure( HNS) embodies the most basic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dy. The human body can be divided into basic units like head,torso,and limbs. Using these basic units,a graph theory model for the HNS can be constructed. GMH provides a basic model for human posture processing,and the outline in the perspective projection plane is the body contour of an image. In addition,the GMH can be applied to articulated motion and deformable objects,e. g.,in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body posture,by modifying mapping parameters of the GMH.

The Thought of the One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Walden

From the view of the ecological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at Thoreau use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oneness of man and nature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e in Walden.

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母性论思想论析

健全的人性系统应包括自然性(个体性)、社会性(父性)与母性三个维度。但历史上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了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性的母性维度。老子针对父权制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母性论命题,意在重建人心的秩序。然而,老子母性论并非仅在话语的表层区分于父权,而在于彰显母性“大爱”的品格,其既不同于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也不同于基督教背景下的博爱。老子母性论有三个思想特质:一是母性是人对自身的完全舍弃与对存在的绝对给予;二是母性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根本性的奠基作用;三是母性意味着个体对于家国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研究老子母性论的意义在于探讨人心的现代性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应体现在社会制度与人心两个层面上,后者则是现代性的真正实现。

“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

孟子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化”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某些有待后天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的善质,清代以降的不少学者即循此思路理解孟子的性善说,但这本质上是对孟子之说的“弱化”。

主观利己抑或有限利他:罗尔斯的人性观及其伦理反思

人性问题不是罗尔斯《正义论》重点论述的内容,但对人性的界定与使用,却为其整个正义理论的走向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下的人性预设为两个特征:一是人性冷漠而理性利己;二是人性有限利他。这看似矛盾的人性观,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理想契约环境之下的论证需要。从西方人性传统和文本逻辑上看,罗尔斯的人性论依然倾向于自利目的的利己性而非利他性。虽然罗尔斯的利己人性观在满足分配正义的论证上有其合理性,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差别原则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因此,反思罗尔斯自利与利他两种人性设计的本义,也为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论儒家人性学说的卵茧之喻

为了对人性问题做出描述、论证,儒家学者发明了大批“妙喻取譬”“辞喻横生”的譬喻。其中,以卵、茧对人性做出比喻,在先秦两汉时期得到学者的广泛使用。学者用其阐明恶之来源、论证政教秩序的合理性、标著归复善性的路径,使得卵茧之喻成为与儒家人性论关系密切、体系完备的譬喻。持此说者既有儒家经生,也有道家哲人。两汉之后,这一譬喻消沉千余年,在明清时期重新得到儒家士绅、学者的热烈讨论。卵茧之喻的隐显起伏,蕴藏着学者对人性论关注重点的转移轨则。

濂溪中和论性思想及其对儒家人性论的独特贡献——兼论其对湖湘学派的影响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聚讼不已的重要问题.濂溪以“中正”“中和”“太和”为核心范畴、主要特征和终极依归,并以此为基点,做了上下打通的工作,其人性论上通既存有又活动的太极“太和”原初本体,下通未发已发中和中节的德性修养工夫,并由此扩充为“中正仁义”的伦理政治制度安排,可谓天人相合、内外相通、本末兼赅、有体有用.濂溪中和论性思想对儒家人性论有着独特的贡献,尤其深刻影响了湖湘学派,使得湖湘学具备了独具一格的理论特色.

从许渊冲“三化论”角度评析美剧《摩登家庭》字幕翻译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外来影视作品深受大众喜爱,优秀的字幕翻译不仅有助于观众欣赏影视作品,而且推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影视语言既具有口语化的特征,又富有美感,许渊冲先生的“三化论”对影视字幕翻译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作用。本文以“三化论”为理论基础,评析美剧《摩登家庭》的字幕翻译,从等化、浅化和深化三方面探究影视翻译中运用的翻译技巧。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儒家气性论的出场及其理论旨归——任鹏程著《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研究:从孔子到王充》评介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话题。任鹏程的《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研究:从孔子到王充》以哲学史的方式展现中国哲学家的人性论,论述重点聚焦先秦两汉儒家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模式——气性论。此书精彩之处在于,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先秦两汉儒家存在一个脉络清晰的气性论传统,将气性论的理论源头追溯至孔孟,并从历史脉络和逻辑自洽相结合的思想视角,深度还原了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的基本内涵、发展脉络及理论旨归,为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人性学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同时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

方以智说“邹均”解读

选方以智评说孟子人性论的五则论述,以解读的方式揭示他对孟子人性论的独特认识:(1)将“性善恶混”与“性三品”归为同一类型;(2)孟子谈“心”“性”“天”的统一性,不是从知识理性立论,而是从道德理性立论;(3)以“不落有无”解释孟子的“养气”与“践形”两者统一说,彰显出其解释的浓厚思辨哲学色彩;(4)将人的自发的学习能力定义为人的“习性”亦即“独性”,并将“独性”归根于“公性”。“公性”在宇宙形成之前即存在(逻辑在先),则“独性”归根于“公性”即意味着人天生具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方以智以人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与孟子侧重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存在明显的差别。

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人性论视角下“尚自然,展个性”对高校学生的教育启示

人性论探讨的是人的本质和特征,不同的哲学和心理学流派对此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中国哲学中的人性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性的论述,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石。蔡元培先生的“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强调个体应追求自然本质,发展和展现个性,与人性论的教育思想相契合。在人性论视角下,蔡元培先生的“尚自然,展个性”教育思想对高校学生发展提供了以下三点教育启示:一是要顺其自然,遵循教育规律;二是要统筹协调,重视社会性和个性和谐发展;三是要以人为本,关注精神成长。

孟子人性论路径选择——“天下之言性也”章新诠

《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章以人性论探究路径为主题,在孟子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汉以降,学界对该章的解释大致可分为“肯定系”和“否定系”两派,前者认为孟子肯定文段前三句而后者反之。从训诂学依据、研究方法依据和思想背景依据三角度审查该章,可进一步区分“否定一系”和“否定二系”两派,并得出一个更合理的否定二系的新解释,与此同时发现肯定系解释的多重困境。孟子认为杨墨通过经验路径(故者)所构建的自然人性论会陷入“以利为本”的困境,而旧有先验人性论路径(智者)也被指责为牵强附会。在这一背景下,孟子以善端言性,为先验主义人性论开辟了新路径,由此构建了能避免“以利为本”之困境的政治哲学,这体现了其为儒学突围所做的努力。

论朱熹、王阳明“新民”“亲民”之辨——基于人性论的立场

《大学》的“亲民”与“新民”之争以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熹基于理气二元的思想,演化出人性二元论,主张“自新—新人—新民”的“新民”说。“新”的三个层面次第展开,呈现为以教化手段复归“明德”之“明”。但在人性二元论中,善恶被赋予先天性,导致个体涤除身心染污的能力存在差距,最终造成主体难以自为地进行道德实践的理论困境。王阳明基于“万物一体之仁”,以人性即“至善”的天命之性,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亲民”说。阳明消解了朱熹理论中善恶皆有先天来源的问题,将朱熹收摄于先觉者的道德自觉返还给常人,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律成为可能,“明德”之明的复归则落实在“反求诸己”、去除私欲的简易方法上。

荀子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含初探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不同于孔孟从人性善进路来探讨传统友善价值观的蕴含,荀子另辟蹊径从人性恶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儒家传统友善价值观的理解。他的性恶论思想让我们看到了非友善行为的人性根源所在,即人的“生而好利”;他对“人生不能无群”的强调,深刻揭示了友善型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的根本原因;他对“礼者,人道之极也”的探讨,也为我们描绘了友善型人际关系如何得到规范和固化的途径。重温荀子思想的友善价值观蕴含,有效拓宽了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视野。

现代道德秩序及其自然人性基础: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的社会理论意涵

17世纪末18世纪初,沙夫茨伯里面临着现代个体产生之后如何安顿个体性日益膨胀的现代人,弥缝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断裂,重构一个自由而有德性的总体秩序的问题。这意味着他要在霍布斯之后发展一种竞争性的人性论,并由此构筑一种新的道德哲学。为此,沙夫茨伯里借助神圣秩序观念,为自由而有德性的市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随后,沙夫茨伯里提出了一种以自然情感为第一性的人性观,进而经验性地澄清了人性中自然而固有的那种“非自爱的社会性”,为社会本身的自足性提供了有力辩护。最后,经由共同感和道德感官的社会心理机制,一种道德秩序的可能性便在普遍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得到了说明。在这一系列理论工作之外,沙夫茨伯里明确主张,一个充分自由、宽和的公共领域,对于良好的道德秩序的真正实现是极为必要的。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为后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乃至整个英美社会理论确立了一种以“社会”逻辑来安顿个体、构造秩序的理论基调,其思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仍具有多方面价值。

性恶与性朴:荀子人性论的二重向度与性恶论新解

基于前人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性可以分为物性和人性两面,性朴是就物性而言,性恶是就人性而言,二者并不矛盾,可以相互综合。物性为人与一切生物所共有,人性为人所特有,人性不同于物性,性恶才是人性。荀子从思想实验出发,论述了其性恶论的真正内涵:顺性则必然为恶。圣人逆性,所以能够克服自己的性恶来“化性起伪”。“伪”是人性由恶转善的必经之途,只有通过后天的礼义教化等人为之“伪”,才能真正实现从善、达善。因此,人之性可分为“朴—恶—善”三个层次。通过试图赋予荀子人性论一种二重向度的阐释,可形成对其更为整体性的认识。

性含善恶与效法三代:钟泰的荀学重构

钟泰深研《荀子》,对其义理作了重构。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揭示荀子虽主张性恶,却仍不废性善,对于荀学所言由精神虚静而获取的认知能力,反有所轻忽;二是揭示荀子所称“先王”“后王”,辞异义同。具体所指,他先以西周当之,后扩展至三代。这些说法,同荀子原意多有参差。究其成因,或立足于钟泰自身程朱理学的立场,或服从于构造先秦诸子谱系的要求,或有取于稍前章太炎的议论。钟泰经由重释荀子,将理学式的“心统性情”说上溯至先秦;同时,荀学注重制度建设,钟泰则赋予制度以历时变化的动力,并加入反对世袭等现代观念。两面合观,反本而开新,可谓一种创造性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