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气性论的出场及其理论旨归——任鹏程著《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研究:从孔子到王充》评介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话题。任鹏程的《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研究:从孔子到王充》以哲学史的方式展现中国哲学家的人性论,论述重点聚焦先秦两汉儒家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模式——气性论。此书精彩之处在于,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先秦两汉儒家存在一个脉络清晰的气性论传统,将气性论的理论源头追溯至孔孟,并从历史脉络和逻辑自洽相结合的思想视角,深度还原了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的基本内涵、发展脉络及理论旨归,为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人性学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同时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

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突出贡献——以人性论的创新性探索为例

冯契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人性论做了三方面的创新性探索。首先,丰富和扩展人性概念的内涵:借助“智慧”说研究人性问题,创新性阐发天性与德性概念,认为人性的发展过程即形成人道的升华过程。其次,揭示和阐发人性论的核心要义:揭示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是人性论的核心要义,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展开揭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与文化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最后,把握和培养自由的德性:以自由劳动为核心塑造人的本质,通过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把握人的本质,借助天性到德性、德性复归天性的双向活动过程培养人的本质。冯契对人性论的创新性探索,促进了中国传统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西方人性论的进一步会通与融合,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中医气化愈病思维

目的探讨中医气化愈病思维。方法通过理论研究与临床经验总结,阐述气化理论,即自然气化、人体气化与药物气化。以气化理论阐述中医诊疗疾病的基本思路。结果通过对太阳运动变化规律的总结,得出五运、六气、四季的自然气化规律;将自然气化引入人体便产生了肝升发、心火炎上、肺肃降、肾闭藏的“一气周流”人体气化模型。五脏气化平衡维持人体健康,气化异常则变生疾病,气化异常是发病的根源;将自然气化引入药物便产生了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的药物气化,中医学通过药物气化调整人体气化,从而到达愈病目的。结论中医气化愈病的基本思维是以自然气化总结人体气化与药物气化规律,以人体气化认识疾病病因病机,以药物气化调整人体气化,最终实现五脏气化平衡。气化是致病和愈病的关键。

《黄帝内经》的核心理念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现存文献中最早的经典。学习研究《内经》不仅仅是背诵几条经文,或者领会经文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把握其核心理念。《内经》的核心理念,即"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观、"形神一体"的心身观、人与自然变化的基本原理"气化论"、人与自然的自稳调节机制"亢害承制"论和"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

解读冯契智慧学说

冯契先生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性与天道"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属,建立了智慧学说。冯先生建构智慧学说的根本目的是试图解决中国近代哲学中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立的难题,其途径是以智慧学说融通认识论、价值论和德性论。

论颜元对朱熹本体论的批判

颜元与朱熹在本体论上有趋同亦有殊异,他们的分歧关键在于理—气关系,由此可以延伸至自然和伦理两个层面。一方面,颜元以“理气相融”的气本论批判朱熹的理本论,以“理在气中”驳斥“理在气先”。在宇宙生成上,颜元论述太极之本体是气,他反对朱熹世界观表现的“虚”“静”倾向,主张世界以“实”“动”为特征;另一方面,理—气关系的不同立场导致颜元批判朱熹“气质性恶”的人性论,他认为人性皆善,把恶归因于“引蔽习染”。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六层内涵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性论至少具备以下六层内涵:从性的来源看,性即天生的东西,是天然产生的存在者;从质的角度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是人与禽兽之异的决定者;从质料性的角度看,性是天生善材或恶质,并能呈现出善或恶的行为;从本原的角度看,性仅是或善或恶的基础,必待扩充或放纵导致善果或恶果;性还与气有关或是善气或是恶气;从生存的角度看,作为生存本原的心即性,善心或恶心乃善行或恶为的本原。这些解读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研究不无启发。

王夫之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众观史变,可以看出王夫之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史学进行大总结大反思是建立在他丰厚的史学、哲学理论思想之上的,王夫之从气本论和人性论两个方面详细、辩证地进行剖析,在继承了古代先贤理论的基础上,构成了明末独具特色、承上启下的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取代的历史借鉴价值。

朱熹对孟子性善论的理学诠释

孟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人性论的哲学家。孟子思想体系中的性善,是其人性学说建立的基础。朱熹在《孟子集注》中用其理本论体系重新诠释了孟子的性善论,将“理”“气”与“心性”结合起来,构筑了理气心性论。朱熹借助理学框架,重新讨论了“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并将“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朱子用以理言性代替了孟子的以心言性,并由此引出了与孟子尽心知性方法论完全不同的格物致知方法论。

戴震对孟子两层人性论的阐明

戴震反对程朱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驳斥二者对孟子“论性不论气”的批评,力图还原孟子思想原意。戴震提出孟子的人性论分为两层:一是人与动物相同的血气之性,即情感和欲望;二是人异于动物的心知之性,即人所独有的、认识和实践仁义礼智的能力。孟子为了强调人禽之别,只把心知之性称作性,而把血气之性叫做命。戴震主张从个体修为和社会制度两个方面提升人的血气之性与心知之性:从个体层面来说,要通过教化与修为去克己复礼,使德性纯粹,意见无偏私;从社会层面来说,要建构体民之情的制度,以保障和促进仁义之性的实现,不能把凝固的“理”作为裁断生活实情的标准。

王夫之本体哲学下的生命存在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海徙山移”动荡时代下哲学思考的追问者和总结者,也是扬弃宋明理学、构建人文哲学的先驱。他批判形而上的“理”和“心”,以本体“实有”的“理气合一”,回归于中国哲学的源头,给社会思想载以现实的理论根基。他将人性哲学置“身”于“践行”修为,以人为依,依人建极,而人性之美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便在“习”“行”之工夫上得以展开。王夫之的理气观以理为本,以气为体,理气统一为整体,理在气中,气理不分,“理气不离不杂”。气理天道含蕴生生,道生万物,万物天理流贯人心,人心继善成性,且“性日生日成”“日新之化”而止于至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 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专题就是围绕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比较深广的探讨。

浅论中原针灸的学术特色

目的:研究中原医家对针灸学的贡献。方法:通过查阅文献,论述中原医家在针灸理论、经络腧穴、刺血法、艾灸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结果:以《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原针灸的理论和临床基础,中原医家在不同方面推动着针灸学发展。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影响着针灸技术的形成与创新,其中经络、腧穴、气血理论可有效指导临床实践,针刺、艾灸、刺血等针灸技术临床疗效显著。结论:以实用、系统为特色的中原针灸,对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需要传承其学术思想,从而促进针灸医学的发展。

从冯契“智慧说”的心性论和人格观看中国哲学的变革之路

冯契"智慧说"中的心性论和人格观,是他在人性论研究中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在心性论中,冯契以广义的认识论为研究范式,反思中国哲学史上心性论的缺陷,建构起人性的自愿原则,从而更新了中国哲学的心性论;在人格观中,冯契转而以价值哲学为研究范式,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总结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中有关人格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以"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为核心的人格观。他的这一哲学探索,展示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哲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给予了我们思考中国哲学变革之路的许多启示。启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启示之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出发点;启示之三:文化哲学是价值哲学研究的未来前景。

“横渠之论,与愚见同否”——张载与王廷相气论思想关系辨正

张栽与王廷相的气论思想关系问题理应得到重新辨正,二者最根本的相通之处在于造化问题,张栽强调要“先识造化”,在此基础上,王廷相认为“必识气本,然后可以论造化”。与之相较,二者的异质之别表现为他们对人性问题的看法持不同进路,张栽主张“变化气质”,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王廷相则认为“性生于气”“性与气相资而有”。气论学说经由张载到王廷相的发展演变,其间折射出宋明儒学发展的问题以及儒学传统更新的途径。将张栽和王廷相思想关系问题纳入气论传统与儒学发展交互作用的视域中予以辨析,既可以超越简单的思想同异之见,又从方法上推进了儒家气论哲学的探究,揭示气论之于宋明儒学发展的复杂性作用。

气质为何不恶:颜元的身体经验与思想建构

和朱熹思想体系中对于"气质"的负面认知不同,清初北方思想家颜元坚持气质本善的观点。而这和他自身的身体观有关。身体被他视作一个儒者"作圣"的基础和工具,为此,他对于身体做出了种种积极正面的界定与评估。这既出自他身为一个医生的认知惯习,也可以看作他对自己经历的各种身体不适的逆向反应。身体经验为他理解"气质"范畴提供了一个认知"原型",并以此来审视和构思有关"气质"的概念与命题。

蔡清理气论新探——兼对其人性论的补正

学界通常将蔡清理气论归纳为"理气无先后",认为蔡清取消了实体之理,而这种论断是与其部分文本相矛盾的。传统对"理气无先后"的理解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还会造成蔡清人性论解析上难以解决至善来源的重大缺陷。实际上,蔡清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取代了理,但又在道、气的层面发掘了二者形上的规定性,最终在理气论和人性论方面形成了三种层次:可以自我规定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以纯粹形式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展现为"元亨利贞",是天道的循环不已;"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现实世界的真实展开,是阴阳二气的具体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