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

人治与法治是在完全不同的理念氛围中生存的。中国社会要从人治步入法治 ,就必须实现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全方位的 ,其中较为根本、较为紧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 ,二是由国家优位论转向社会优位论 ,三是由恶法亦法论转向恶法非法论。唯此 ,法治国家才有其牢固的理念基础。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与中国的法制建设

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的法律思想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来源于奥斯丁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新康德主义法学 ,主要包括纯粹法学概念、法律秩序与规范体系、法律和国家的关系、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它对西方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同时 。

基于全息范式的权衡定律机理研究

基于运作管理研究的全息范式,分析权衡定律的机理,澄清运作战略中争论不休的关于权衡定律的若干重要问题。首先,区分了分别存在针对竞争要素与针对竞争能力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权衡;其次,提出新的绩效前沿面理论,解释和预测针对静态竞争能力的一阶权衡关系,体现竞争集群内短期的竞争优势;第三,提出时间绩效前沿面理论,解释和预测针对动态竞争要素的二阶权衡关系,反映企业的改进能力及其可能存在的演化能力,体现企业在全行业内的持续竞争优势;最后,指出新的绩效前沿面理论与时间绩效前沿面理论合而不同的共同作用构成权衡定律的运作机理。

试论纳税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基础

要保障好纳税人权利首先应当厘清纳税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基础。税收本质论认为税款的征收与使用过程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交换过程。税收法治论指出要实现税收法治就应当在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体现出民主和平等。税收债权债务论强调了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处于对等地位。

行政法视野下小肥羊商标案的重新审视——一个实质法治视角的理论分析

从"小肥羊"商标案判决理由出发,从三个层次对该案作出考量:从形式法治的角度对案件争点进行考量;从实质法治为研究路径对多元化利益主体的救济机制进行构建;最后运用价值衡量方法从政策与策略层面寻找最有效的管制工具,以期实现商标产权界定领域依法行政与最佳行政的最优互动,从而获得更为公平也更有效率的司法和社会结果。

康德国际法思想研究

康德在国际法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从国际法基本原理的角度逐一分析了康德在国际法上的重要观点 ,并从其批判哲学、法哲学入手指出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渊源 ,且结合当代国际实践指出其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

“法源理论”视野下的国际商事惯例:定性辨正与适用阐微

国际商事惯例构成要件和效力来源从合一走向分离的历史嬗变决定了应将研究重心从空洞的概念主义之争转向实用的功能主义之路,避免继续深陷国际惯例是事实还是法律的理论争议泥潭。法理学“法源理论”的最新发展为重思国际惯例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国际商事惯例具有对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含义解释和漏洞补充的双重功能,但其本身既非降格为合同条款也无法升格为实证法律,宜将其视为构成裁判依据认知渊源的特殊规则体系,进而克服定性冲突对功能发挥造成的影响。我国《民法典》“国际惯例渊源条款”的缺失则为重构国际惯例的适用规则铺垫了现实契机,应从体例设置和内容修正两个维度双向发力,为未来国际商事惯例在中国的适用提供更为精细完备的法律依据。

中国的国际法学:问题与思考

中国的国际法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的作用和功能认识不足,国际法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较浓,国际法学研究与国内法学研究脱节,国际法学研究的基础薄弱,国际法学的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等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整个社会对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确立正确的认识、提供有力的环境,而且在终极上需要所有国际法学者的共同努力。

论国际投资条约及仲裁中的“国内法”问题

国际投资条约对国际法的制度创新,体现在国际投资条约既要求缔约国承担相应的结果义务,也对东道国国内法提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要求。在投资者—国家之间的投资条约仲裁中,仲裁庭优先适用国际法而罔顾国内法,与《华盛顿公约》第42条的规定不符,往往导致不合理的裁决。在国际投资法制中,条约和国内法的相互关系是国家主权和全球治理理论取得平衡的反映。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理念与理论基础

生动的立法实践及法典化的发展态势业已表明,行政法法典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时代行政法的法典化要以行政实践需求为导向,基本旨趣应在于完善和发展行政法制度及理论体系,并立足于行政实践为行政充分授权,以促进行政权高效运行,促使行政对社会关切问题及时作出回应,进而深化改革,优化管理和服务,充分调动行政活力、社会活力、市场活力。但传统以规范主义和控权论为基础所建构的行政法理论体系,陷入了将行政法及行政程序等同于控权工具的理论认识误区。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及其法典化的理念和理论基础,应超越行政权“恶性”“侵益性”的预设,由规范主义“控权”转向功能主义“授权”,“授权论”应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