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性恶论与政治秩序——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与重释

荀子的人性论以主张性恶著称。但这种性恶论是否真的如其所称的那样完全真实?其逻辑是否自洽?从荀子的诸多论述验之以人的知、情、欲三个部分,却明显透露出并非如此。对人性既然可以“化性起为”,就要有化的动力和根据。这些根据和动力也正是荀子承认的人普遍具有的道德辨知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人性中可视作善端而存在。被荀子视为性恶的欲望,主要指过度和不加节制的欲望,而非一般的生欲。那么,荀子为什么还要极力主张一种性恶论呢?这与他对一般政治秩序的捍卫紧密相关。这种对“明分使群”的捍卫正是荀子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贡献。但在特殊政治秩序方面,它和西方近代以来对人性估计不高的政治理论的主要趋势还是迥异的。

以孟子“性善论”视角看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自第一次医疗改革实施以来,中国对医疗体系先后进行了三次改革与完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不同层面的问题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医患冲突、医患矛盾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话题之一。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医患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医患关系朝着向好方向发展,随着“医患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医患双方共建共同体成为进一步的目标。孟子性善论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互呼应,性善论批评了经验性的人性论,强调了性善的建构性与主动性,即以存养、扩充的方式实现性善。在医患关系中,性善可为医患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思想动力,其要医患双方以坚定的信心共同努力,以不断践行的方式逐渐实现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

人的发展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特别是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地界定了人的发展主体,确立了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明确了人的发展的内涵及其目标;深刻地分析了人的社会性,阐明了人的发展条件,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合理化以及文化进步对人的发展的作用;清晰地指明了人的发展的实现途径,阐述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性,认为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改变自身的主观世界。

马克思劳动论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及现实启示

人的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实践,是勾连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基于马克思的劳动论,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演变为研究起点,探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马克思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慑服、征服与共生三个阶段的历史性演变。这一关系的演变,与劳动的中介性作用直接相关。正是劳动形态从最初的自然力劳动,到工具性劳动,再到绿色劳动的转换,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演变。现实地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而很难实践绿色劳动。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异化劳动,才能有效地推动绿色劳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努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展开及其思想意义

孟子的性善论虽是接续孔子仁学而开出,然其展开却是以人禽之辨作为逻辑起点。在人禽之分的视域下,孟子肯定了人之“性善”。由此出发,孟子以“心”而显“性”,以“心善”作为“性善”的具体表现。以此至善之“心”作为内在价值根源,孟子进而提出了他成德成治的设想。从辨分人禽之别到肯定“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再到以“心”为本开出其成德论、仁政说,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展开大体如是。性善论的确立,高扬孔子的道德理想精神,强化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意识。

孟子教育思想及其内在逻辑

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其教育思想日益受到教育学者的重视。孟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以求放心为儒家教育的基本原理,仁义是其教育的总目标,五伦关系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孝悌是教育的基础课目,教育的作用则是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经孟子加以总结的这一儒家教育思想,成为秦汉以后我国教育思想的主流。当前,教育学者对孟子的研究归纳虽然是正确的,但对孟子教育思想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还很少进行深入的探讨。而对儒家教育思想的深入理解,是儒家教育思想运用于现代教育的前提。因而,对孟子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与论证十分必要。

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刘咸炘对传统性善论的现代总结

中国传统学术以重人道而重人性,并以性善论为主流思想。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性善之论日趋式微。近儒刘咸炘通古今、贯中西,对传统性善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把"生"确立为绝对价值和评判善恶的根本尺度,并继承了《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传统,认定大自然本善,故人与万物之性皆善;而人得天地理气之粹,故拥有天地间至贵至灵的至善之性。在方法论上,刘咸炘论性善还有一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自当一体"之论。此论有三个要点:其一,当然(善)本于自然,是对于自然的肯定与实现,不自然者必不当然;其二,不当然(恶)是对于自然的否定与背离,不当然者必非自然;其三,善(当然)与恶(不当然)并非并存之二物,而是一物之二态,即正常之态与负变之态。明乎此,乃能知恶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

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比较研究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表面上对立,其实可以兼容。二者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荀子将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即对物质生活的欲求,而孟子的人性则指人在亲人、他人遇到危难、横暴等事情时天生的心态,主要指精神心理的倾向性。二者都切实有据,言之成理,但都有不合逻辑之处。性善论与性恶论实际相互补充,可整合为统一的理论。

泛组织传播:对“孔孟”为中心的儒家传播思想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为在"礼崩乐坏"时代重建理想的"礼治"社会,儒家传播思想从"性善论"的逻辑前提出发,把传者和受众、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技巧、传播效果等基本的传播命题都纳入到"家国"秩序中来思考,并对此做出了种种规定,呈现出"泛组织传播"的特征。

论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

人治与法治是在完全不同的理念氛围中生存的。中国社会要从人治步入法治 ,就必须实现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全方位的 ,其中较为根本、较为紧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 ,二是由国家优位论转向社会优位论 ,三是由恶法亦法论转向恶法非法论。唯此 ,法治国家才有其牢固的理念基础。

东西方基于人性善恶选择治理制度的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对人性的不同认知,解读东西方社会对治国模式的不同制度设计。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东方社会基于"人性善"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了"人治"的治国安排。本文通过论证"法治"与"人治"的不同渊源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和"人治"是殊途同归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当代社会",法治"是更具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是和谐、繁荣的必由之路。

对“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反思——试论当前中国复杂社会背景下环境立法的目的

"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主要观点是,除了保护环境外,环境立法的目的还包括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这种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工具理性观为基础、以关注污染防治为核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论可能具有的批判力、建构力和解释力。在当前中国复杂社会背景下,环境立法的直接和内在目的应当是保护环境,包括防治环境污染、养护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系统。环境立法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保护生物圈和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

我国古代人性论的心理学诠释

长时期来,对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的研究,一般是从哲学或伦理学的角度立论,其内容也局限在人性善恶的来源问题。文章则与此研究传统不一样,即改为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立论,其研究内容除保留人性善恶论外,还讨论了另外四个重要问题:一是人性地位论,通过就人贵论、人本论和天人论的考察,较充分地论证了人性的崇高地位。二是人性本质论,概括为生性论、习性论和心性论,揭示了人的自然本性、社会本性与心理本性。三是人性构成论,从类型论、因素论和结构论三个角度,对人性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四是人性发展论,归纳为气禀论、习染论、性习论与修身论四个论题,对影响人性发展的种种因素作了全面考察,扩展并提升了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荀子教育思想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

《荀子》一书中的《性恶》篇太引人注目,任何关注中国古典人性论的人都会注意到它,而该书其他篇对人性的看法则一直被忽视。本书的《劝学》《礼论》《大略》等篇都不主张人性恶,而是主张人性朴。《性恶》是荀子后学的杂言杂语,汉代刘向在编《荀子》时把它夹在《子道》《法行》之间。"性者,本始材朴"的陈述典型地体现了荀子本人对人性的看法。以性恶论来理解荀子的教育思想会严重地误解它。在性朴论视野下,荀子的教育论则可得到恰当解读。事实上,国人在教育观上受性朴论影响更大。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宪法价值哲学的逻辑原点——对中国宪法人性基础的反思

中国先贤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对于宪法价值哲学的逻辑探源是有借鉴意义的:性善论与宪法价值的逻辑基础是相互排斥的,性恶论与宪法价值基础的逻辑前提是不对称的,人性可塑论才是宪法价值哲学的逻辑基础。

潜意识的人性善恶论对解读诸葛亮的影响——兼论性恶论下的历史研究对民族精神的消解

近年对诸葛亮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潜意识的性善论模式解读与性恶论模式解读。潜意识下受性善论影响的学者,多认为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及蜀汉群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关系。潜意识下受性恶论影响的学者,多认为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及蜀汉众臣之间的关系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关系。前者观点较合乎逻辑,后者观点难合逻辑。前者多没有否定诸葛亮的政治缺点,后者多容易掩盖诸葛亮的政治优点。前者可强化民族楷模的形象,彰扬民族精神的价值;后者则容易推翻民族楷模的形象,颠覆民族精神的价值。

论道家人性论的实质

学界在论述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时 ,对于道家的人性论要么阙而不论 ,要么语焉不详。道家的人性论应界说为性善论 ,它是与孟子的性善论内涵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性善论。这种性善论是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理论基石 ,在道家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意义。弄清这个问题 。

“以才论性”与“因情定性”——孟子性善论之致思理路

孟子论性,实乃据才以为言的。故其性善论之主要致思理路为“以才论性”和“因情定性”也;相应地,恶的产生乃因“不尽其才”所致,且作为道德修养的“集义”与“养气”实皆为“尽其才”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