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兴观群怨”乐教观与当代音乐教育“立德树人”思想观之汇通

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论断既代表了孔子对诗歌功能和作用的深刻认知,也蕴含着对音乐教育的教化之道。孔子希望弟子们可以通过学《诗》,由“诗”领会其所倡导的礼乐精神,并以之践行,实现真正意义上“为己而学”的君子人格。因此,孔子“兴观群怨”的教育思想也是他乐教观的反映。现代社会的音乐教育需重视个体情感的培养,引导学生理解音乐背后蕴含的文化和情感内涵,同时也应注重集体合作和社会责任的培养。在音乐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当下,我们需要结合中国传统乐教思想,探讨孔子“兴观群怨”理念与当代音乐教育立德树人理念对于“育人”与“树人”的汇通之处,将中国传统乐教思想与现代音乐教育理念相融合,为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钟嵘诗歌功能说的新变——兼与孔子“兴观群怨”说、《毛诗序》比较

在诗歌功能上,孔子教育弟子时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汉代《毛诗序》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钟嵘在《诗品》中借用了两者的言说话语,却置换了言辞背后的涵义。此外,钟嵘提出诗歌可以陶冶性灵的新观点。钟嵘的诗歌功能说反映了从先秦、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变——文学不再是政治、人伦教化的载体,而是拉近人与自然、现实关系,促进人与人交流的活动。

“兴观群怨”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厘清“兴观群怨”的内涵,结合《论语》及孔子“兴观群怨”的教学实践,探索“兴观群怨”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诵读点拨,感知内容;观字析句,体察风貌;合作探究,把握情感;辩证思考,质疑权威。

“兴、观、群、怨”古解

孔子因其"兴、观、群、怨"说,长期以来被视作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然而,考察孔子的诗论,应把它提到春秋后期的历史环境中,作出具体的分析。"兴、观、群、怨"诸说,都与政治问题有关,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不注意春秋时学诗、用诗的特殊意义,而纯粹从文学理论家的角度看待孔子,就把功能与目的割裂了开来,对孔子这一具体人物来说,未必切合他的实际思想。

亚里斯多德与孔子审美接受论比较

亚里斯多德与孔子分别是西方与中国美学思想的奠基人,他们在谈论文艺问题时往往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将文艺与政治、道德等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立论,形成了他们的审美接受思想。本文将通过分析两人在审美接受快感和审美接受功用方面的论述,探讨其异同以及原因,从而在原点上分析中西方美学的特点。

王夫之《诗广传》“四情”论

王夫之对"四情"的看法是其诗情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四情"论也就是他对兴、观、群、怨的阐述。在王夫之的诗学著作中,很多地方都有对"四情"的阐述,这些阐述大都是从整体而言的。《诗广传》是王夫之早期的诗学著作,其中他对"四情"的看法还没有从整体上来阐述。王夫之延续了前人的一些观点,也有着自己一些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索联系在一起。

孔子与贺拉斯诗之功能观比较

孔子在对前人文艺理论整理的基础上对诗歌作出宝贵评论,强调诗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歌服务于社会和个体的基音;古罗马时代的贺拉斯,批判地吸收古希腊诗学文化,主张诗"寓教于乐",肯定诗歌对社会和人生的教化作用。文章考查两者产生的背景,从诗的教育和审美功能两方面比较其异同。

论曹操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

曹操推尊儒家经典,信守儒家的诗学精神。他对儒家诗论的贡献不是理论阐述,而是创作实践。曹操的诗歌散文作品抒发了盛世太平、国家统一、追慕圣贤的理想,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真切关心民生疾苦,推遵孝道、厚重人情、奉忠崇义,表达了挟持天子的无奈、功业难成的苦闷、光阴虚度的悲情,为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儒家诗学精神的典型体现。建安诗坛上,曹操是遵循并实践儒家诗学精神的文士,其诗文作品在诸多层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动画对“兴观群怨”诗学观的延承与转换

阐述了动画作品作为集多元化文学元素于一身的文艺表现形式,在文化传承中彰显着自身独特的心灵体验美质。认为它以"兴观群怨"的理论支柱为依托,以现代技术为衍生媒介,建构了独特而崭新的"动画诗学",是中国传统诗学具有转换意义的一次现代审美尝试。传统诗学中的"兴观群怨"观在构筑动画诗学深层意蕴的同时也丰富了其艺术能指。动画作品对传统诗学观的延承与转换过程中,形成了审美的"同嗜"力量,并在文学史传统"内在理路"的规约下诠释了"兴观群怨"诗学观的现代生存境遇,完成了自身的审美实践。

本体论批评的形成——从孔子对《诗经》的编订与评价谈起

作为中国第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孔子,在对《诗》的理解与评价过程中充满着一种从实用到艺术,从功利到文本的二元对立性:一方面,认同诗言志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前者是他顺应时代风气的表现,后者是他对诗歌的真实理解。但是在选诗与评诗的标准上,他还是以缘情与艺术性为上:首先,孔子是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并把诗歌的抒情性置于首位的,应该说,这是孔子文体觉醒的最突出标志;其次,是以艺术成就的高低为准而不管其社会影响和地位。兴、观、群、怨的提出,标志着孔子对包括各种功能在内的诗歌文体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即把诗歌从文体性质(抒情性)到功能特征(反映社会和情感)以及创作心理(不平则鸣)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时至今日的诗学体系建设也没有超出这个框架范畴。孔子文学艺术思想的出现,不但标志着中国本体论批评的觉醒与建立,而且还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宋人禽言诗中的兴、观、群、怨

理性思维指导下的宋代文人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重"理"的倾向,即使是他们认为的游戏、谐趣之作——禽言诗,在其手中也大放异彩,创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异常丰富,展现了深广的思想情感,体现出他们对儒家"兴、观、群、怨"诗教观的自觉接受与继承。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兴观群怨”与“净化”——祁彪佳与狄德罗戏剧美学比较

世界戏剧有两大基本系统,分别是以中国传统戏曲为代表的东方戏剧艺术和以欧洲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艺术。这两大系统具有各自的戏剧美学体系。祁彪佳和狄德罗正是中西方戏剧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两人在戏剧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问题上均有独到精深的阐释。悉心探讨和比较两者的戏剧美学理论的之异同,不失为中西戏剧美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王夫之《诗经》阐释的三个重要诗学命题

王夫之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密不可分,它主要通过三个命题体现出来。“《诗》者,幽明之际”以《诗经》祭祀诗为对象,重视诗乐在沟通人神中的功用,并以音乐为介质展示了幽明隐显、形上与形下世界中诗歌本体存在的意义;“诗以道情”说从《诗经》批评实践出发,不仅会通“诗言志”和理学家的性情论等理论资源,而且以“气”的哲学观念为本,突出了“情”与“景”、“心”与“物”不可分离的本源性的关系,因而具有了超越传统情感诗学的价值与意义。“兴观群怨”是中国《诗经》学和诗学史上的重要命题,王夫之对这一命题阐释的意义在于,它以“情”为中心,将“兴观群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从“现量”说的意义上阐释“兴”,因而赋予了这一命题新的内涵。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兴、观、群、怨"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一个古老命题。王夫之对此作出不同于前人的独到见解:首先强调"兴、观、群、怨"说中读者的主体地位,实现作品论、作家论向读者论的跨越;探讨审美鉴赏特殊性,找到诗之为诗之根本;寻求其价值取向,沿审美化发展,还原孔子这一命题的本真,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学有重大突破,并对当代文艺美学的建设有启示意义。

谈孔子诗论之“兴观群怨”说

作为思想家,孔子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在文学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兴观群怨”说,该学说是他对诗的功能的系统总结,并且成为后来许多学说的理论渊源。

功能之美:孔子美学的内在维度

孔子美学向来被视为是功利的实用主义,饱受批评。当代美学对"审美无功利"观念的反思以及对价值论美学的深化,为重新阐释孔子美学提供新的历史契机。区别于外在功能,内在功能是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本原因。从内在功能角度对"兴观群怨"说加以阐释,可以发现孔子美学的内在逻辑:根源于审美对象之材料和结构的内在功能,使得审美对象呈现出特定的功能之美审美特性。孔子美学内在功能维度的发掘既揭示出孔子美学的普遍意义,同时也是对当代美学思潮的呼应。

“兴观群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中的新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政治任务。然而,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制约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重新阐释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观,有助于提高学生兴趣、理论联系实际、增进师生互动、提升学生能力,进而有效促进教学目的的实现学习。为此,"兴观群怨"诗教观,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符号六因素阐释下的孔子“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这一儒家话语体系下的文学评价,是《论语·阳货》中孔子就《诗经》现实功用所提出的概念界定。作为符号文本的《诗经》,体现出了“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这几大社会功能,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符号接收者相关阅读体验的产物。运用雅柯布森符号六因素的视角,对《诗经》的相关表意过程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一符号文本受到了具体因素的主导影响,从而生成了不同的意义阐释。借助符号学理论,就“兴、观、群、怨”等一系列概念进行具体阐释,可以有效地就儒家伦理思想影响下的《诗经》文本的解读、传播以及经典化形成的过程展开分析论述,从而为包括诗歌评价与接受在内的传统文学理论提供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