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超越:康有为《中庸注》的诠释理路析论

成书于1901年的《中庸注》是康有为折中中西思想,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庸注》中,康有为从儒家外王学的立场进行诠释,阐发变革改制以自强挽救民族危机;对孔子进行了神化和圣化;阐发了其新仁学的思想。

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途径:建立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

在科学界定相关关键概念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获得的重要启示是:可以通过发展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依据产业集群理论,对发展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的基本前提条件,集群的目标,集群模式选择的约束条件,主导型文化产业的确定,集群中各类组织的确定及功能定位,以及集群的基本结构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指出,建立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规划引导、制定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必须优先到位,才能引导其他组织有序进入和多组织和谐运作,这是大遗址区发展可持续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的关键。

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

“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和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早、经历时间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儒家社会主义”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既有其理想的光辉,又有其空想的色彩。历史证明,惟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理论方为当代中国践行必胜的思想道路。

和谐原理:大成管理学的内涵与体系构建

大成管理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生存发展规律,包括人的一切活动关系和谐协调与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存活动的公共关系、目的运动、游戏规则、自由快乐等基本规律的科学。它有独特的使命和定位,一般由概念、关系、机制、过程、原则、和谐境界等诸要素构成其一种以和谐、快乐、人本为核心的和美管理理论体系。

现代性、乌托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自身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是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在对资本主义判断中追求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选择。传统大同、小康思想为它提供了民族文化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处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张力下,从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展示了这种判断和追求的深刻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历史背景与重大意义新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发展的特殊历史时代重大课题的科学应对,也是对我国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重大课题的科学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革命"的"新乐章"的成功谱写,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重大发展、对党的基本战略的重大推进,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扩充,是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难题的历史性破解,是对中国的"软实力"的集中概括与极大提升。

康有为戊戌变法以后的大同三世说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的三世说有很大差别。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的三世说基本上是春秋公羊学的传统之说,戊戌变法以后的三世说则是大同三世说。它成为康有为晚年用以构建新经学的基本思想形式。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维新变法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以进化论言三世进化是大同三世说最显著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对进化论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而是批判性地吸取;运用这一学说,康有为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富有近代意义的新解读。

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新探

康有为早期社会历史发展观与“大同三世”说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前后相承关系 ,前者确定了后者的基本内涵 ,是后者的真实起点。“大同三世”由古老的名词术语到成为康有为社会历史发展观概称的过程 ,实质是对今文经学不断改造 ,使其旧有的概念形式被赋予日渐增多的新思想内容的过程。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重新解释“三世”内涵 ,明确添入原所未有的君主立宪主张 ,仍有其积极意义 ,不宜说成是思想“蜕变”。

学术大同与全球政教——以廖平《大同学说》为核心的考察

廖平经学以“六变”著称,在近代独树一帜。其早年的“今古学”思想备受学人关注,至于其后期的经学主张,研究者多斥为“空幻怪诞”,无甚价值。事实上,如果认真研读廖氏著作,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经学“致用性”的丧失充满了焦虑,故不得不“学随世变”,倡导“经学改良”。故他在戊戌之后放弃了“今古学”之辩,转而泯灭“今古”界限,实现“群经大同”。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将诸子百家皆收归孔门,打通中学与西学,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学术大同”体系,并推之治法,为全球政教秩序规划了独特的“大同”之路,以重新确立孔经的普世价值,恢复“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廖平的思考代表了儒学革新的另一条路径。

萧公权眼中的康有为

萧公权对康有为思想与行动的全面研究 ,意图恢复康有为思想的真貌 ,就康有为思想与行动中矛盾、不可理解之处做了合理的解释 ,揭示了康有为发展儒家学说、参与政治行动的真正意义与现代价值。使读者了解康有为是一个对儒家思想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儒家修正主义者 ,一个带着良好愿望参与并主导变法、同时十分注意策略的渐进主义者 ,一个富于世界主义观念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

三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外传统文化中对和谐社会追求的思想;革命导师对和谐社会的设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建国初期成功的执政实践经验。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毛泽东采取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增进社会团结,保障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举措。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启示就是要正确处理和谐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

严复译介《天演论》的旨趣及其产生的影响与论争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结局极大地震惊了中国社会。在此背景下严复翻译《天演论》,物竞天择的竞争进化论遂由此倡行国内,且被维新人士改铸为国际竞争理论,为激励国人奋起救国提供一个新的理论。然一战爆发后,中国处境危殆,其时文化人将大战之祸归罪于竞争进化学说,指出应以互助论进化观取代竞争进化论。此种氛围消解了竞争进化论下凸显的国家观,促成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的回归。

康有为对“三世说”的传承与发展

清末,康有为利用"三世说"这一学术思想作为推行自己政治理念的立足点和支撑点,重新构建了"三世说"的理论内涵。他融合西方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人性论,对传统的"大同、小康"加以发挥和改造,将"三世说"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拓展,张扬"三世"的政治旨归,使之具有了相当浓厚的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三世说"在康有为的改造和创新之下,摆脱了传统"天不变,道亦不变"思维定式的束缚。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前进中发展、不可逆转,为进行根本性、全局性的变革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扫除了思想障碍。康有为的"三世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代表了"三世说"这一理论的最终成型。

浅论“新民说”中的国家主义思想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国家主义视“国家”为人类最高群体,坚持国家的统一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鼓吹个人为国家无条件奉献。这些观点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都有体现。它表现在政治伦理方面的“群己之辩”上,其内容不再是个人与普遍的“人类群”的关系,而是个人与“政治国家”的公私之辩;也表现在自由观上,其自由成为张扬团体(国家)自由、抑制个人自由与个性的国家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梁启超的个案折射了国家主义发生初期的思想环节,也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国家主义的内容。

从“亢害承制”原旨探析刘完素火郁理论内涵

刘完素是河间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中“亢害承制”学说与“火热论”学说在其学术体系中颇具有其代表性。《内经》中最早出现“亢害承制”这一概念,其具体内涵经由后人不断扩充,如刘完素基于然界的种种物候现象,进一步联系人体病理生理现象对这一概念的具体意义作出阐述,与此同时,火邪致病说亦十分受到刘完素的重视,他基于病机十九条对六气致病说进行再发挥,不仅大为丰富了火热疾病的种类,更是创造性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的论断。而通过考证大量资料,笔者认为“郁证学说”为联系“亢害承制”学说与“火热论”学说的内在桥梁,而后世医家多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不断对郁证学说进行补充,故下文据此展开论述,相信通过相关学说的梳理将更有利于刘完素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并进一步指导临床。

蔡清理气论新探——兼对其人性论的补正

学界通常将蔡清理气论归纳为"理气无先后",认为蔡清取消了实体之理,而这种论断是与其部分文本相矛盾的。传统对"理气无先后"的理解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还会造成蔡清人性论解析上难以解决至善来源的重大缺陷。实际上,蔡清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取代了理,但又在道、气的层面发掘了二者形上的规定性,最终在理气论和人性论方面形成了三种层次:可以自我规定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以纯粹形式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展现为"元亨利贞",是天道的循环不已;"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现实世界的真实展开,是阴阳二气的具体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