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

孟子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化”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某些有待后天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的善质,清代以降的不少学者即循此思路理解孟子的性善说,但这本质上是对孟子之说的“弱化”。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方以智说“邹均”解读

选方以智评说孟子人性论的五则论述,以解读的方式揭示他对孟子人性论的独特认识:(1)将“性善恶混”与“性三品”归为同一类型;(2)孟子谈“心”“性”“天”的统一性,不是从知识理性立论,而是从道德理性立论;(3)以“不落有无”解释孟子的“养气”与“践形”两者统一说,彰显出其解释的浓厚思辨哲学色彩;(4)将人的自发的学习能力定义为人的“习性”亦即“独性”,并将“独性”归根于“公性”。“公性”在宇宙形成之前即存在(逻辑在先),则“独性”归根于“公性”即意味着人天生具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方以智以人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与孟子侧重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存在明显的差别。

再论“管理学人性假设的新思考”——兼论“人性善”和“人性恶”

“人”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和精髓,从伏羲《易》是“己”以及“天人合一”,皆可窥见“人”的分量。尽管传统文化在字面上未提“人性假设”,但“人”贯穿于儒、释、道、易。人性假设是管理学的基础,梳理管理学文献,得出大凡涉及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时,将人性假设研究归于且止于“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辩。从本体上讲,若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研究仅止步于此,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人”的误读和错读。本文借由王阳明之见来破解“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辩之惑。发掘出儒、释、道、易中的“人性假设”之宏阔,并进一步指出传统文化人性假设与当代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区别。

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荀子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含初探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不同于孔孟从人性善进路来探讨传统友善价值观的蕴含,荀子另辟蹊径从人性恶的角度探讨了他对儒家传统友善价值观的理解。他的性恶论思想让我们看到了非友善行为的人性根源所在,即人的“生而好利”;他对“人生不能无群”的强调,深刻揭示了友善型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的根本原因;他对“礼者,人道之极也”的探讨,也为我们描绘了友善型人际关系如何得到规范和固化的途径。重温荀子思想的友善价值观蕴含,有效拓宽了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视野。

性恶与性朴:荀子人性论的二重向度与性恶论新解

基于前人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性可以分为物性和人性两面,性朴是就物性而言,性恶是就人性而言,二者并不矛盾,可以相互综合。物性为人与一切生物所共有,人性为人所特有,人性不同于物性,性恶才是人性。荀子从思想实验出发,论述了其性恶论的真正内涵:顺性则必然为恶。圣人逆性,所以能够克服自己的性恶来“化性起伪”。“伪”是人性由恶转善的必经之途,只有通过后天的礼义教化等人为之“伪”,才能真正实现从善、达善。因此,人之性可分为“朴—恶—善”三个层次。通过试图赋予荀子人性论一种二重向度的阐释,可形成对其更为整体性的认识。

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阳明心学对荀子学说的融摄

由于程朱理学对荀子的批判,导致荀子在宋明两季的地位一落千丈,然而阳明心学却对荀子学说持有较为宽和的态度与同情之理解。就荀子最受诟病的性恶论而言,如何处理孟荀人性论之间的巨大张力,是阳明心学绕不开的问题。其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胡直为代表,坚定不移地坚持孟子性善论,以性善论重新解读荀子的学说;二是以王阳明为代表,溢出孟子性善论的范畴,创立了独特的人性学说,以性之本体与性之发用的分析模式,安置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两种处理方法都体现出阳明心学对荀子学说的宽和与包容,但王阳明以性之发用的说法指称荀子的人性概念更加恰当、准确。

传统文化的民间故乡:沂源故事的教科书寓意

各种故事在民间生发和流传,属于常见现象。有些甚至会成为人们学习和考究如何做事的教科书。事理讲述一旦暗含传统文化的内容,难免还会透视出传统文化并非只以文字记载的方式卧躺在历史典籍里,而是还会以民间为故乡,即生发且长成于民间。选用一例前往山东省沂源县寻访得来的、此前不曾见于任何文献的故事,展开分析,更能透视出传统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以民间为故乡的原生态样貌。故事以见义勇为和人性善恶作为主要的叙事内容。久经流传,具有丰富的教科书寓意,一则教人知恩图报,二则宣扬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背后则挺立着儒家和道教保存纷争的携手并进。凡此种种,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层面上,会对民众通过古籍体认传统产生自下而上的接迎效应。

程颐人性论研究

程颐言“性”有着“本体”与“工夫”上的双重维度:在“本体”层面言“性”,其主要关注的是人之善恶本原的认识问题;在“工夫”层面言“性”,其关注的则是人之如何成圣的实践问题。从“本体”高度言“性”,将“理性命”与“心性情”问题并重,主张“尽心”是“尽性”的前提,强调“穷理”与“尽性”的统一,在“工夫”上重视“存养”,是程颐人性论的最大特色。而其人性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中晚期诸儒言“性”之巅峰,离不开其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系统化总结,更离不开其对汉唐北宋诸儒言“性”成果之消化与吸收。从实质上来说,程颐的人性论既是对孟子、韩愈、李翱、程颢等人言性观点之继承与超越,又是对荀、扬之批判,更是对《中庸》与《易传》言“性”思想之综合发展。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取向

新历史主义小说钟情于人性的哲学思考。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表达有多种观点,既有人性本善论,也有人性本恶论,还有对人性的自由与撕裂矛盾的呈现。人性的深入挖掘,有助于对人物的独特性有更全面的了解,但是也存在着人物的社会及历史内涵被大幅度削弱的局限。

性恶论与政治秩序——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与重释

荀子的人性论以主张性恶著称。但这种性恶论是否真的如其所称的那样完全真实?其逻辑是否自洽?从荀子的诸多论述验之以人的知、情、欲三个部分,却明显透露出并非如此。对人性既然可以“化性起为”,就要有化的动力和根据。这些根据和动力也正是荀子承认的人普遍具有的道德辨知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人性中可视作善端而存在。被荀子视为性恶的欲望,主要指过度和不加节制的欲望,而非一般的生欲。那么,荀子为什么还要极力主张一种性恶论呢?这与他对一般政治秩序的捍卫紧密相关。这种对“明分使群”的捍卫正是荀子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贡献。但在特殊政治秩序方面,它和西方近代以来对人性估计不高的政治理论的主要趋势还是迥异的。

法律价值渊源的人性审视

人性假设是关于人及其本质的基本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秦诸子学说、西方基督教思想以及近现代思想家等,都对人性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证。法律属于一种规范人之行为的规章制度,对于人性的窥探与研究,实乃法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对人性议题具有共同的理论旨趣,推导出类似的法律制度生成的理论逻辑,而中西人性预设的差异性则导致了不同的法律制度构架和法律文化特点。对人性的诸般言说,其真正的意义并非对人性之善恶有所定论,而在于发现人性作为价值维度在法律创制、实践过程中的解释力量。人性不仅是法律产生的推动力,同时也是法律得以发展、存续的价值根基。

以孟子“性善论”视角看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自第一次医疗改革实施以来,中国对医疗体系先后进行了三次改革与完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不同层面的问题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医患冲突、医患矛盾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话题之一。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医患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医患关系朝着向好方向发展,随着“医患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医患双方共建共同体成为进一步的目标。孟子性善论与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互呼应,性善论批评了经验性的人性论,强调了性善的建构性与主动性,即以存养、扩充的方式实现性善。在医患关系中,性善可为医患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思想动力,其要医患双方以坚定的信心共同努力,以不断践行的方式逐渐实现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荀子心性论的多元内涵及其伦理学意义

荀子“心性论”是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荀子思想理论体系的根基。荀子认为,人的天性本善,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各种诱惑和压力,人容易违背本性,因此需要通过修养和教育来调整和提升自己的心性。荀子的心性论有着多元的内涵,既包括对人性的宏观把握,也涉及对个体的微观分析。该文分析了荀子的心性论包括3方面的内涵:一是人性中存在本能的善恶之分,这种善恶不仅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也与后天的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二是心性的高低有别,高尚的心性能够克制低级的欲望,保持道德的纯粹性;三是心性的修养需要通过自我反省和社会教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个体不能仅仅依靠自我意志力来进行改造。该文还提出荀子的心性论对于伦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强调了个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教化的相互作用,为后来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出人性善恶之争的迷宫

中国和西方哲学史上的人性善恶之争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中,只有各有所爱式的人性善恶之争在规范性维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相比之下,关公战秦琼式和一刀切式的人性善恶之争既没有结果,也没有意义,反倒会让人性概念变得模糊混乱,遮蔽现实人性的本来面目。只有解开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之谜,走出人性善恶之争的迷宫,我们才能在人性逻辑的实然基础上,找到人们为什么会对各种人性内容持有或善或恶的应然评判的答案。

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展开及其思想意义

孟子的性善论虽是接续孔子仁学而开出,然其展开却是以人禽之辨作为逻辑起点。在人禽之分的视域下,孟子肯定了人之“性善”。由此出发,孟子以“心”而显“性”,以“心善”作为“性善”的具体表现。以此至善之“心”作为内在价值根源,孟子进而提出了他成德成治的设想。从辨分人禽之别到肯定“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再到以“心”为本开出其成德论、仁政说,孟子性善论的逻辑展开大体如是。性善论的确立,高扬孔子的道德理想精神,强化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意识。

先秦儒家人性论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主张“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殊本质,即“四心”,这使人有向“四德”发展的萌芽,其注重自我修身对人向善的作用。荀子则提出“性恶论”,主张“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任其发展则会导致恶,强调用后天礼仪法度引导人们向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辩证地看待先秦儒家人性论,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有利于高校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全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革创新,因材施教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注重选择和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