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代缴税款的逻辑证成与制度构建研究

第三人代缴税款或能化解“先税后证”形成的僵局,或是税收法定下双方合意实现交易目的的结果,在有助于财政目的实现的同时并未影响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发挥。由于税款缴纳依其性质可代为履行,第三人代缴税款可以借鉴《民法典》第524条第三人代为清偿的制度和理论,舍去“合法利益”这一构成要件,将大量的代缴税款行为纳入第三人代缴税款规制中。以“目的合适说”构建第三人代缴税款制度,代缴税款后第三人享有“求偿权”而不是“代位权”;代缴税款前后的债权性质从公法性质转为私法性质,从社会功能型转为非社会功能型债权,第三人不享有专属于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第三人代缴税款制度具有回应税费承担条款争议和衡平纳税人权利之功能。其应在“以纳税人为主、第三人为辅”的纳税人主体意识基础上采用“设定技术”进行税法建构。同时其在民事领域的运用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民法典视野下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适用探析——基于对103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第三人代为履行行为的性质应为法律行为,金钱之债下可认定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非金钱之债下需结合债的性质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具体分析。无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不应适用《民法典》第524条,在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应结合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辨其性质,从《民法典》的规则体系中另寻适用依据。在合法利益的司法认定上,首先应明确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为“兜底”规则,第三人追偿权在法律体系中有规定的,无需适用本条规定。其次,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主要目的应是避免利益受损,而非获取利益。为了克服合法利益类型化的僵化性,第三人合法利益面临损害风险的,可以结合我国的公序良俗与交易惯例具体认定。

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制度的性质与定位

我国正在推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面临诸多争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请求权基础存在法理困境;政府同时享有行政执法权和民事索赔权导致逻辑悖论;政府索赔与公益诉讼制度关系不明引发适用分歧。尽管两大法系对于生态环境损害采取了公私有别的应对路径,但衡诸我国的现实情境,纯粹的私法责任或公法责任均难以实现事理与法理的平衡。因此,宜采取一种混合责任体制,目的是建立"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益保护请求权,来源是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适用对象应为责任人造成的所有生态环境损害,适用程序上应首先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采取"责令修复+代履行"机制进行公法救济,无法修复时则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金钱索赔,赔偿金用于替代修复。同时,为防止政府索赔出现恣意与专断现象,应通过环保督察、检察建议进行监督,并以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兜底。

党政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跨文化比较的视角

本文在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党政领导干部个人素质的测量和评估需要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测量工具。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个性特点、工作绩效及胜任特征的研究表明,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均与西方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存在显著差异。文中还针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提出了"性善-性恶假设",用以解释中西方文化及个人行为的差异,并讨论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重要性和机制。

论行政代履行第三人

《行政强制法》第50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决定时,行政机关可以委托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为履行。代履行仅是行政事务的代实施,而非公权力的代行使,第三人与义务人都是行政决定的履行者。而第三人在代履行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机会性"、代履行费用难落实、代履行行为致损等问题,因此,必须依法规范代履行行为,切实保障代履行报酬,不断完善代履行行为的损害救济。

海事机构实施强制清污条件及清污费用求偿的思考

随着海上运输业的持续发展,船舶溢油事故风险也随之增加,发生船舶污染事故后,海事机构有权实施强制清污避免或者减少污染损害,但是对实施强制清污的条件及由此产生清污费用的求偿路径,理论与实务界存在诸多争议。文中由一起厦门海域发生的强制清污案例引发思考,从实务角度出发,用推演法分析实施强制清污的几种情况,探讨各清污主体之间的关系,得到清污单位直诉清污义务人合理结论,并给出实施该追偿路径的相关建议。

“私代履行人”的理论定位及规范建议

虽然《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给私人,但是在代履行中,却存在着"私代履行人"参与公法任务的空间。"私代履行人"理应被定位为行政助手。然而,作为公私协力的模式之一,行政助手理论制度存在一系列争议,需要对委托机关与"私代履行人"的法律关系性质、"私代履行人"的代理权行使及其侵权的行政救济等问题消除歧见。在此基础上,对"私代履行人"的条件、职责、权利义务、诉讼途径及法律责任等进行规范建议。

第三人代履行:制度适用与主体确定

第三人代履行是《行政强制法》上一种重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不仅符合民营化的时代潮流,而且能够缓和执法过程中的官民对立。该项制度的展开,需要对代履行制度的应用、行政机关与第三人代履行的选择、第三人的积极资格与消极资格展开讨论,增强其实践生命力。

拨开代履行的迷雾:判断标准、适用范围及费用落实——以城管执法为焦点的考察

作为间接行政强制执行的代履行,在行政强制的序列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行政强制法》一节三条文的内容似乎畅通了代履行的适用,但在地方立法和执法层面,却并非如此。行政机关代履行与直接强制相混同、代履行适用范围的限制、代履行费用难以收取,仍制约着代履行效能的发挥。代履行与直接强制执行的区分,可以遵循是否符合代履行基本特征、执行方式是否与代履行决定相同、当事人是否违法等步骤依次判断。代履行的适用范围应当扩展,不应局限于交通安全、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三个领域。强制拆除作也可以适用代履行。代履行费用应以事前征收为原则,执法机关须明示费用的大概数额,并具备强制征收费用的手段,以督促当事人自行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