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铝企业的环境保护现状分析

电解铝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潜在环境风险高。本文结合电解铝企业的生产工艺和产污环节,分析主要污染物治理措施,然后提出改进建议,以促进电解铝企业革新工艺,提高节能减排效果,保护区域生态环境。总体来说,要加强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加强分类管理,完善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体系,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国有企业环境治理与公共健康关系研究——污染控制政策的效果分析

本研究旨在分析国有企业实施的污染控制政策对环境治理和公共健康的影响,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并提出改进建议。通过收集政府工作报告和企业公开的数据,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回归分析等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深入处理。研究发现,尽管污染控制政策在改善环境质量和提升公共健康水平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政策执行力度和覆盖面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通过案例分析,揭示了政策成功应用的实例及面临的挑战,强调了国有企业在推动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方面的关键作用,旨在推动环境与健康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环境管理的皮革企业排污成本研究

作为皮革大国,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制革、皮革制品、制鞋等为主体的皮革工业产业体系,成为全球产业规模最大的皮革生产贸易集散地。然而皮革产业自身污染过于严重,导致其在新时代发展中屡受阻碍。对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皮革企业环境成本、针对性采取排污成本管理措施、大力发展绿色皮革经济成为当前我国皮革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皮革企业制革污水来源与危害,基于环境管理视角针对性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皮革企业排污成本管理措施,助力皮革企业实现绿色环保发展。

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管理改进措施探讨

本文探讨了企业拆除活动中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下改进管理建议:加强主体责任宣传;明确拆除施工单位的资质和能力,建立开工审批制度;强化和落实安全及健康保护措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单位同步介入;谨慎拆除地下和半地下设备、构筑物;建立有效监管机制等,以期为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系提供参考。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研究——以紫金矿业为例

以紫金矿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例,文章对企业内部控制五大要素进行了分析,以探讨企业环境风险管理不当的成因。研究发现,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控制失效。因而文章认为,建立并良好执行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外部竞争优势。同时建议监管部门应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制度,提供标准化的环境披露规范。

石化企业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分析与建议

从环境污染角度分析了"吉化爆炸"、"大连原油泄漏"和"兰化系列爆炸"三个典型石化企业安全生产事故案例,论证了环境污染控制在应急预案中的重要地位和完善的应急预案对于避免环境污染事故或最大程度减少事故损失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目前石化企业的环境污染应急预案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以天津某石化企业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为例,从应急能力、应急行动、应急培训、预案演练、预案修订和环境污染预防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增强其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科学合理性,以期在应急救援中发挥更好的功效,避免安全生产事故次生环境污染事故。

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油气开采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文章针对油气开采企业在勘探开发作业中形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传统污染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缺陷,从循环经济思想理论出发,综合运用生态学、系统科学等理论,提出了一种以油气开采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参与的环境污染治理新模式。

环境规制与企业最优决策: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研究

在包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混合寡占市场下,分析政府通过环境税进行环境规制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采取的产品生产策略和污染治理R&D投资策略的最优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只进行生产决策、不进行污染治理R&D投资决策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面临环境税政策时降低产品生产总量,致使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处于劣势,但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削弱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生产优势;当企业同时进行生产决策和污染治理R&D投资决策时,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会抑制民营企业的产品生产,污染治理R&D投资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而国有企业不仅会增加产品的产量,还会加强污染治理R&D投资,环境规制更有利于国有企业生产,并增加国有企业污染治理的R&D投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是否进行污染治理投资,不仅受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还受到市场自由度的影响。政府应根据各行业企业的异质性把握好环境规制强度,施行配套政策,促使企业兼顾污染治理投资决策。

治污能力制约下的中小企业环境规制

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针对大企业设计,并同时运用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受治污能力的制约无法适应现有环境规制政策。有效的中小企业环境规制政策不仅应提供足够的激励,还应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制约治污能力的各种因素。因此,有效的中小企业环境规制政策包括四类:一是经济补偿政策;二是支持性政策;三是增进监督能力的政策;四是消除政策扭曲。

内部控制、环境绩效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在环境规制日益严格、环境治理好坏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企业制定高管薪酬契约时不仅要考虑财务绩效,也需将环境绩效纳入考核范畴。选取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财务绩效的敏感性,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强的企业环境绩效显著优于内部控制弱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强化高管薪酬与财务绩效的敏感性;内部控制弱的企业环境绩效提升会降低高管薪酬,而内部控制强的企业不存在这种现象。建议政府通过奖励与惩罚双重机制,督促企业保护环境;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合理激励高管;高管增强环保意识,辅助企业实现绿色经营,三方协力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能过剩

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用来衡量其产能过剩程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和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和产能利用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即较低的环境规制会约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剧产能过剩,较高的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缓解产能过剩,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的"U"型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某制革企业污染控制与环境管理中若干问题研究

通过对数家制革企业开展调查分析,探讨了制革企业在含铬、含硫废水分流处理和各生产环节臭气防治方面存在的若干技术与管理问题。首先,含铬废水和含硫废水收集与管理不规范统一致使后续废水预处理及生化处理受到影响;部分企业忽略了原皮存放及转运、皮革水场加工车间、污水处理设施等臭气产生环节的细节控制。最后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措施建议,包括统一规范含铬废水和含硫废水的收集与预处理范围,加强原皮仓库、水场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恶臭全过程控制。

中国企业环境污染和治理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要求企业注重利润,还应重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设立中国企业环境污染和治理现状指标,选取2006-2014年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企业环境污染和治理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环境污染继续加重,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效益有待提高。构建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对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重污染企业内部控制优化研究——基于2012-2017年上市公司环境违规行为公告

随着政府及社会公众日益重视环境问题,重污染企业作为主要污染来源,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措施的实施结果备受关注。重污染企业近年来受到的环境违规处罚数量逐渐增多。收集分析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2年至2017年收到的环保部门《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总结其在审批、生产、存储等环节存在的环境相关问题,追踪至其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从内部控制五要素出发提出重污染企业改善内部控制的建议,使其可以更好地管理与控制自身的环境问题,降低环境违规风险,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水污染企业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8-200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和县级社会经济数据,构造面板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两控区"环境规制政策对水污染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对水污染企业产生显著的冲击,使得水污染企业的产值增长率减少,新建企业数量和企业存量的增长率也显著下降;"两控区"政策对水污染企业的冲击具有持续性;相比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水污染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初始因素,发现政策开始前教育水平高、人口密度大、平均工资高以及二产占比大的地区,"两控区"政策效果更明显。基于上述结果,认为"两控区"政策能抑制污染加剧,其经济代价体现在增加水污染企业负担,减缓水污染企业产值增长率。污染减少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以及企业产值增长速度减缓对社会福利的减少,二者的相对大小需进一步评估。

“十一五”约束性污染控制的企业减排效应

依托2006年“十一五”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的实施,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企业污染排放数据的匹配数据库,探究总量控制与约束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企业减排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实施后,受规制强度较高的企业SO_(2)和COD的污染排放量分别下降了12.8%、12.1%,该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约束性污染控制实施后,SO_(2)组样本的洁净能源消费量上升0.12%、技术效率提升53.56%,COD组样本洁净能源消费量上升0.14%、技术效率提升56.60%,企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和技术效率的提升实现减排.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以及东西部地区企业在减排效果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到地理边界的距离与企业污染排放量存在着局部负相关关系.

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效果——来自工业气体净化设备进口的证据

工业企业是污染排放的主体之一,也是环境规制的关键对象,评估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基于2003-201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利用企业的工业气体净化设备进口衡量企业治污程度,研究企业污染治理行为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治污设备的进口有效降低了污染气体的排放。在考虑进口企业的异质性后发现,国有企业治污行为的减排效果更为显著,这说明在我国环境问题上,国有企业起到了带头治理的关键作用;两控区内企业的治污效果显著好于两控区外企业,反映了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将有效提升企业的治污效果。因此,对于环境治理这一综合的社会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各尽其责、共同发力。

“环保管家”助力企业治污探究

本文将主要围绕着当前"环保管家"引进企业治污排污的状况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意见。

基于污染边际治理成本的环境税适税税率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搜集了2017年云南省4300多家排污企业逾5万余条企业排污量、浓度数据,利用污染治理成本核算方法,分析了重点行业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边际治理成本。从环境税收公平和效率角度出发,设置了高、中、低3个不同税率分段方案,对在不同税率下企业的环境税适税税率进行了测算和评估。研究发现:(1)各行业污染物边际治理成本有较大差异;(2)当前环境税税率普遍偏低,不足以激励企业自行技改减排;(3)政府的命令性环境规制措施是目前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技改的主要驱动力,这意味着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提高环境税税率,逐步接近企业治污成本,倒逼企业技改;做好税收中性,加大补偿企业环保行为力度,激励企业绿色发展;加强税收监管,严查企业违规申报税款、违规享受税收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