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提升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吗?

根据DPSIR框架构建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最新面板数据对大气污染治理绩效综合指数进行极值熵值处理,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1)广义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而狭义环境保护税抑制了大气污染治理绩效的提升,但对邻近地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经济发展与大气污染治理绩效存在倒“U”型曲线,并且已经有部分省份到达拐点;(3)从环境保护税与经济发展的交互结果来看,广义环境保护税和狭义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认为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税的监管机制、完善绿色税制体系和切实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是促进大气污染治理绩效提升的有效路径。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下电镀企业废水处理设施运营成本效率评价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改革事项,在电镀企业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对于当前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广东省深圳市具有代表性的20家电镀企业废水处理设施作为评价对象,运用New Cost DEA(新成本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电镀企业废水处理设施运营成本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电镀企业废水处理设施运营的成本效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主要受到配置效率的影响;采用第三方治理委托治理和委托运维模式的电镀企业废水处理设施运营的成本效率均优于采用传统治理模式的电镀企业,其中采用第三方治理委托治理模式的成本效率优于委托运维模式;成本效率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电镀企业具体要从技术效率、投入要素价格因素和配置效率三方面来提升废水处理设施运营成本效率。该研究成果可以为包含电镀企业在内的企业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供依据。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对湖南省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重约束下,绿色金融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环境治理效率持续提升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09—2019年湖南省13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环境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超效率EBM-GML模型探究其环境治理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影响因素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定量分析绿色金融对湖南省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环境治理效率呈波动上升态势,整体达到较为高效的状态;效率值从东北方向至西南方向呈现“低—中—低—高”的空间分布形态,分异特征显著,环境治理效率较低的城市主要集中于长株潭城市群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绿色金融对湖南省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扩大经济规模、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等途径,显著提升了湖南省环境治理效率。本文建议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普惠金融功能,结合区域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政策,以推动湖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VAR模型的外资、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研究——来自全国1992～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证据

选取全国1992~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经济增长的新型衡量指标,通过构建VAR模型对外资（FDI流入）、环境污染、环境治理投资和经济增长四个变量进行动态计量分析,并在VAR模型估计的基础上,使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实证研究了FDI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短期内能显著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环境污染加重,长期来看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但FDI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同时环境污染不是FDI流入减缓的主要原因,而环境治理投资对FDI的负向影响显著。

绿色视角下邮轮污染的性质、影响与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邮轮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邮轮靠泊我国邮轮港口的次数和逗留时间增加,邮轮对我国港口及沿海的环境影响日益显著。探索国际邮轮跨国污染的治理模式对于丰富我国国际环境治理案例、优化现有治理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论文从对邮轮产业和邮轮旅游活动发展现状入手,通过评价邮轮污染规模范围和影响来阐释污染的跨国性、流动性、复杂性、多边性及其带来的环境管理挑战,然后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讨论我国邮轮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权益保护、生态安全与资源开发诉求,最后从全球治理角度提出需要改进传统单边治理模式,尝试我国主导的邮轮污染多边治理模式。

政府科技投入对FDI环境效应的影响——基于257个地级市空间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笔者采用中国内地29省份、257个地级市在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科技投入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效应。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计算的城市地理距离生成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使用SLM、SEM和SDM三种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来引入空间关联,并充分控制其他影响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会显著地增加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并无显著影响,说明FDI对大气质量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城市政府的科技投入能够显著地弱化FDI的负向环境效应,进而实现地区经济向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此外,研究结果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存在性,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工业污染排放量呈倒U型趋势。

基于DEA模型的中国省际生态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一直以来,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面临的重要议题。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新环境下制约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潜在问题。本文从生态效率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基于DEA方法运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计算了我国12年间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生态效率,并以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各地区平均生态效率逐步改善,但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明显优于西部,而经济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外商投资引入等对生态效率都有促进作用,而对外贸易以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有负面影响。

多中心治理下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路径探析

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发现政府治污理念陈旧、制度不健全、公众责任意识淡漠、环保社会组织弱小等,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公众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转变观念、完善机制、加强教育、支持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真正推动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

环境分权对区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统计验证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有了新的变化,且这些变化多与地方政府竞争有关。文章利用2007—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面板分位数模型,探究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污染存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依赖;空间全局上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环境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明显;从空间视角下不同的分位区间来看,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冲击呈现出"先扬后抑"的倒"V"型特征;空间全局上,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中—西"区域间表现出从抑制到促进的阶梯型转变。

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4～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跨期经济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理论及实证两方面探讨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力。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环境的健康效应视角,环境污染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以SO_2排放总量和COD排放量分别作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恶性累积的负外部性,当门槛区间值越高,即期初城乡收入越大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张效应越强;城镇化、政府行为、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均衡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中,政府应注重环境污染成本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及固有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问题。

中小企业生态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成本核算模型研究

构建中小企业生态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成本核算模型,为反映资源环境变化与治理成本之间的对应关系,建立成本核算指标体系;优化成本函数,集合比较分散的生态环境数据信息;采用复合会计标准的基本核算步骤,利用MATLAB软件完成成本核算模型的构建。在成本核算对比实验中,选取一月到六月为实验节点,分别使用传统治理成本核算模型和构建的中小企业生态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成本核算模型,对一月到六月的土地治理成本、水源治理成本以及大气治理成本进行核算,并将结果与实际成本进行对比。

垂直型环境规制、高管薪酬激励与重污染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使用省级环境规制数据与2015—2019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估计方程(GEE)模型,探究垂直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特征,并探讨存在两者关系中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得出:(1)垂直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2)高管薪酬激励在垂直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3)政府补助正向调节了垂直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4)区分企业规模大小后,发现大规模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更能适应环境规制制度。因此,政府应发挥垂直型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因企业制宜;企业应重视高管作用,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建筑翻新施工中扬尘污染控制方法研究

由于传统的扬尘污染控制方法受到施工环境的影响,控制效果不稳定。提出建筑翻新施工中扬尘污染控制方法研究。采用贝塞尔公式筛选出异常数据并剔除,将监测数据输入到建立的扬尘通量预测模型中,在BP神经网络的支持下,输出施工现场扬尘通量。根据每个子区域的扬尘排放量大小和大气环境容量,确定污染源和污染区域,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施工阶段,设计的扬尘污染控制方法能够有效控制TSP日均质量浓度在标准范围内,潜在风险低,适用性得到了提升。

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环境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饱受争议。地方性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如何?限于政策素材及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并不充分。该研究以湖南省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把日度电力消费水平视为短时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特护期政策对湖南省日度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特护期政策执行期间特护期城市每日经济增长水平下降了约12.45%。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成立。此外,特护期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每日的不同时点、不同区域和污染物类别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①从每日时点上看,特护期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三阶段特征。特护期政策执行期内白天工作时间段(9:00—20:00)电力消费水平下降程度更大,而夜间(0:00—8:00)电力消费水平下降程度更小。②从区域上看,产业结构更高级、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其经济增长受到特护期政策的影响更小。具体而言,特护期政策执行期间,株洲市、湘潭市每日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幅度最大,而长沙市降幅最低。③从污染物类别上看,特护期政策以降低空气污染指数为目标导向,并且政策效果也因污染物类别而异。大气中PM10和SO2浓度高时,特护期对每日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显示,地方政府官员的生态环保意识已经发生改变,即使存在经济代价,地方政府也可能会自发出台环境规制。环境治理过程中应当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雾霾治理的经济基础:动态环境规制的适用性分析

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文章构建了包括雾霾污染损失和企业治污机制的理论框架,刻画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以及雾霾污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动态过程,将经济增长内生化,从动态环境规制政策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88个城市2007-2018年期间雾霾治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渐进递增的动态环境规制适应了经济增长路径上经济结构特征的内在变化,避免了由于环境规制造成生产投入要素的大幅度波动,保持了均衡投资额和能源消费量的平稳增长,提高了鞍点路径上消费增长的平滑性,实现了鞍点路径上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同时,企业逐渐加大治污投入,雾霾治理的效果开始呈现,动态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存在着"倒U"型关系的主要影响机制。实证研究支持了动态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内在影响机制的论述。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全国雾霾污染持续蔓延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各地区之间的雾霾污染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滞后效应,并且空间溢出效应突破了相邻地区的区域限制,这意味着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现象比较突出。值得肯定的是,三大经济区域雾霾治理效果初步显现,这对于坚定政府污染防治的战略定力和制定新一轮的环保税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政府应进一步强化雾霾治理的战略定力,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通过提高环保税额,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推动企业加大治污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关注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问题,协调好产业转移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垂直型环境规制对污染性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分析

以地方政府竞争为视角,梳理了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性产业转移之间的理论机制,又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垂直型环境规制对污染性产业转移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对污染性产业转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很好地解释了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性产业的驱逐现象;地方政府以环境治理目标为竞争方式,环境规制政策明显减少了污染性产业的聚集,起到较好的环境治理效果;环境规制通过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性产业转移的绩效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环境规制“逐顶竞争”,而西部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

上海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打破了传统的污染治理模式,是环境污染治理的一项重大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相关政策文件。目前上海已在七大领域对第三方治理进行试点,在对金山区的调研基础上,分析了上海市环境治理现状,从治理模式以及治理绩效等角度对上海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进行探讨,分析发现了污染企业治污积极性不高,环保企业生存压力大等问题,并从政府,污染企业和环保企业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Does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ontribute to emissions reduction?A case of China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EII)is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 on responding to greenhouse gas(GHG)emission and air pollution.This paper employs an improved stochastic impact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 and technology(STRIPAT)model by using panel data from 30 Chines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for the period of 2003–2015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II on CO2 emissions,SO2 emissions,and PM2.5 pollution.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II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mitigating CO2 emission.However,the effect of EII on SO2 emission fluctuated although it still contributes to the reduction of PM2.5 pollution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s.Energy intensity has the largest impact on GHG emissions and air pollution,followed by GDP per capita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In addition,the effect of EII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v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Su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icies on EII should be region-specific so that more appropriate mitigation policies can be raised by considering the local realities.

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

地方政府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财政压力以地方政府行为作为传导变量,对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效果有深刻影响。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的促污和治污效应对财政压力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激励生产型地方政府行为促进污染增加,在财政压力下促进污染增加效应的激化,即压力越大越污染。环境治理型地方政府行为中的环境保护支出对污染治理有效,财政压力对其治污效应有提升作用;排污费征收不治污、反促污,财政高压使其促污效应强化。在财政增支减收、压力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可从治理体制性财政压力诱因、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监督和约束以及优化治理工具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等方面来平抑财政压力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引发的环境污染加剧。

企业私有化程度提高则社会环境会变差?

从企业私有化角度出发,构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分析私有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由于城市部门资本密集程度高于农村部门,而且如果农村劳动者从环境改善中获得的边际效用小于城市劳动者从环境改善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那么提高私有化导致单位产出污染排放减少时会引起:(1)劳动和资本要素会向城市流动,城市工业部门产出增加;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和资本流出而导致产出减少,即城市扩张而农村收缩;(2)城市地区的失业总人数会增加;(3)私有化导致单位产出污染排放减少的效应大于工业产出增加导致污染排放增加的效应,最终导致社会环境改善,但如果私有化导致单位产出污染排放增加,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私有化水平提高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出固体废物、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资本投入也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出污染物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