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奋斗精神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及实践路径

团结奋斗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并随社会实践的变化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涵。团结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特质,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践行群众史观和历史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依靠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稳定了新生政权;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促进了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了新的伟业。要深刻把握团结奋斗精神的实践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锚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坚持凝聚最大合力不懈怠,坚持接续奋斗不松劲,从而以新的更大的团结奋斗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深刻概括和重大创新,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科学阐释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怎样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报告着力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进程的历史内在逻辑,所具有的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前所未有尖锐复杂的风险和挑战,阐发和部署了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支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蕴、鲜明特征和实践要求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深刻阐述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地位作用,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要从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系统视角,深入分析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意蕴。其中,文化领导权体现了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科学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含着构建文化生命体的内在逻辑;文明新形态之“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色密切关联;舆论主导权蕴含着站在时代和科技前沿的深邃思考;国际话语权展现出人类文明交往背景下的战略谋划。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体现为理论性和实践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继承性和发展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要求,要从“七个着力”出发,明确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把握文化的方向性要求、发展性要求、信息化要求、安全性要求和开放性要求。

档案与中华文明国家话语体系的构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国家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为“以档案服务中华文明国家话语体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构建中华文明国家话语体系,需要借助档案领域的制度优势、理论优势和资源优势来支撑中华文明的叙事和话语,尤为关键的是借助档案诠释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连续性和普遍性。如何以档案为工具来归纳、演绎和发扬中华文明并构建中华文明国家话语体系,建议基于“两个覆盖”来夯实档案资源体系,基于“两个维度”来完善档案利用体系,基于“两个转化”来打造档案理论体系以及基于“两个路径”来建设档案外宣体系。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历史演进、结构要素与价值意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民族复兴事业的权威表述和主流叙事,绝非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其历史演进统筹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造与理论创新,既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对自身使命和复兴任务的认识变化,又是党自成立以来整个理论体系创新发展的重要缩影。其包含以下五个结构要素:基本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核心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实践主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推进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战略意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深刻回答了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孕育于近代以降百余年复兴思潮的全新议题、聚焦于当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体建构、契合于“两个结合”内在机理的话语实践和立足于人类世界现代化场域的中国叙事,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在历史之维、主体之维、实践之维和空间之维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体育文化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阐释与路径探索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探索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有助于支持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并凝结出丰富有力的文化资源。通过文献资料调研、逻辑推理、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价值、特征、内容等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和阐释,对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标志性路径进行探索。研究认为,通过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认识和理解,系统阐释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独特价值,发掘体育文化的时代意蕴和功能,有助于为体育强国建设构筑起深层次的文化根基。体育文化在助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表现出的人民至上、自强自立、坚实有力、兼收并蓄的特征,能够系统展示体育文化在体育强国战略中的独特功能和地位。基于文化视野、文化气象、文化使命和文化自觉建构起符合体育强国建设需要的体育文化内涵体系,有助于研判和定位体育文化在体育强国战略中的新使命与新任务,为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创设有利环境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传承文化基因,持续探索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能够使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果更好地为体育强国建设服务。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的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是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伟大实践中生成的理论思考与价值主张。每一种话语的生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进程,近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语境中“中华民族”话语出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更迭中酝酿并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的良序推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强烈号召力的崭新理论话语。在此基础上,理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的实践进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理论阐释、内生动力、实践导向、价值旨归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示给世界,为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提供了完整的言语工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话语保障。

近代中国“四万万”话语的建构与多重运用

“四万万”是近代中国较为流行的国民话语,成为人们在叙事表达时自觉运用的逻辑概念。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四万万”持相信与质疑的双重态度。“四万万”话语能够被建构,得益于当局政府不断的数字统计,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四万万”蕴含着“冠绝世界”的人口数量优势,被国人视作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心来源。在国弱民衰的时代环境里,“四万万”还被用来形容中华民族等概念,这彰显出“人”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主体地位,成为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时的一个突出特征。关于“四万万”的负面应用多是在人口质量问题的反思上,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污名化的词汇。总之,对近代中国的“四万万”话语展开多维内容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反思价值。

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创新的逻辑理路、多维表现与鲜明特点

新时代以来,不仅民族复兴事业取得卓著成就、重大进展,而且民族复兴话语也实现了创新。民族复兴话语的创新有其特定的逻辑理路,它承接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奠基于新时代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继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思想。民族复兴历史方位的新判断,民族复兴基本内涵的新拓展,民族复兴战略蓝图的新擘画,民族复兴奋斗目标的新升级,民族复兴实现路径的新阐释,是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创新的主要表现。新时代民族复兴话语创新是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和思想资源,它呈现出前后贯通、软硬并重、上下结合、内外联通等鲜明特点,深刻把握其演进特点和规律,对于更好地推进民族复兴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伟力与实践指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内涵,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有着突出的实践指向,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对于激发中华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积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话语流变、价值建构与实践径向

党的二十大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系统论述和部署,提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一新概念、新表述。把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话语的演进过程或流变迹象,及其建构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辩证澄析与历史确证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内在关联。结合“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深厚价值,诠释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回答新时代“四问”,指导建设强国、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构建叙事体系、破解独有难题、拓宽发展空间与营造稳定环境,确保“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续奋斗和顺利实现。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概念的源流与语义嬗变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刻意蕴的政治话语表达。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话语的形塑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概念孕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深化,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成熟。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源流及其语义嬗变进行系统梳理,对于全面把握百年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演进,深刻理解党的建设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救国、治国、强国的政治逻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思想研究综述

人民至上思想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与高度关注,迅速成为政党建设研究的热点与焦点。近年来,学界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思想的生成逻辑、实践要求、价值意蕴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持续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认识和体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思想提供了学术素材,但也存在着研究视野不够宏大、研究内容不够系统、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局限。着眼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时代诉求,从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优化研究方法等向度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思想研究,成为勾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图谱的现实需要。

“强国”与“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探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强国”与“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标识。在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话语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遵循党的全面领导、人民本位、国家民族利益和世界情怀四大原则,围绕“强国与复兴”的根本保证、根基血脉、发展动力、道路创新、题中之义、外部支撑等要素,建构出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话语的内容谱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话语效能,表现为:坚定奋斗目标,丰富党的目标话语内涵;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实践的精神力量;纾解中国话语的国际困境,提升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三维探赜

建设网络强国,全面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必须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回答了在新的国家安全格局下应该“怎样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这一重大问题,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意蕴。从生成逻辑来看,这一重要论述的生成不仅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理论、赓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必然要求,更是为应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风险和挑战的形势之需。从内容架构来看,这一重要论述的首要前提是加强党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基本要求是增强优质网络内容的有效供给,工作重点是积极打造新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媒体,关键保障是建立和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法律法规和管理机制,涉外主张是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从价值意蕴来看,这一重要论述极具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与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复兴话语建构的历史逻辑、基本特征与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百年奋斗辉煌历程的见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新时代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建构了完整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建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两个结合”,体现了阶段性与连续性、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统一,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提升了广大人民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发挥了群众投身民族复兴大业的历史主动性,贡献了实现人类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析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与基本规律,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与理论根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总结和重大理论创新。具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蕴本体论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体论概念的吸收借鉴;在发现问题过程中不断运用新理论解决新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文化建设提供科学指引;站在历史发展大势上深化历史认识,以人民为中心和建设主体走正确的文化发展之路。

从历史、理论、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既有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当起社会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以中共党代会与中央全会文献为重点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话语的建构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共成立初期,关于中华民族话语的用语与含义并不固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定型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在民族战争向国内战争转变的背景下,与“中华民族”一词同义又更有革命色彩的“中国人民”等词在中共文献中的使用频率明显上升,“中华民族”一词有所减少。中共对民族复兴话语的使用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如李大钊阐发了“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开始在某些特定语境中正面谈论“民族复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共话语体系中广为使用的是“中国人民”等概念,在这一时期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等文献中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逐渐流行起来。“中华民族”在1980年代已较为常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也开始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1990年代后,“中华民族”一词更见流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趋于定型,此后党代会报告中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日渐增多。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拓展和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话语,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其作了充分阐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两处写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