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大一统”是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导思想。“大一统”思想萌芽自先秦时期的服事制统治理念和族群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其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为秦、汉、隋、唐、明等农耕族群所建王朝继承与发展,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但强调“大一统”的同时又强化“华夷中外之分”,是这些王朝“大一统”思想共有的显著弊端。这或许是只有北魏、辽、金、元、清等非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继承与发展才能持续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最终底定于清代的深层次原因。

汉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前期践行与反思改良

汉武帝借助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论要义,完成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理论构建,为其军事征伐赋予合理性解释和正义色彩。不过,在其初步践行这一思想后,诸多现实问题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守旧派的诸多质疑。对此,汉武帝深刻反思后,依然坚持“有为”理念,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推动边疆战略手段的多元化以及对羁縻思想的理论化、制度化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及其实践的完善和改良,提升了其理论性与可行性,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边疆思想理论成果。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从早期国家结构的基本形式看秦汉大一统政治的社会基础

先秦时期是“大一统”观念的孕育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夏、商时期 ,王权与专制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初步的发展 ,天下一统的朦胧的政治理想已开始初露端倪。历代王朝对邑外的持续不断的开拓 ,初步奠定了一统国家的地域规模。西周王朝所开拓出的疆域 ,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统一的政治地理基础 ;同时 ,西周王朝通过对四土、四国之地的大批封建以及军事征服 ,从而使得西周王朝的千里邦畿和辽阔的四土、四国之地已紧密地联为一体。战国时期 ,郡县制政体下分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及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逐步统一 ,将中国早期国家的结构形式推进至早期单一制阶段。

秦汉时期人的社会文化素质探析

随着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后来影响中国千百年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政策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另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促进了民族融合,为汉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秦汉时期文化教育发达,科学技术进步,人的活动区域扩大,实践能力提高,民主意识萌芽,以＂孝＂为代表的道德素质成为人的素质的鲜明特点,人的社会文化素质呈现上升态势。

“国有正统”:汉末地方大族废立皇帝图谋之破产及其影响

东汉末,多次出现地方大族废立皇帝的图谋,如汉阳大族阎忠劝皇甫嵩废汉自立、冀州刺史王芬联合豪杰谋废汉灵帝和汝南袁绍谋废汉少帝等。其时废立皇帝图谋之出现,彰显了地方势力的崛起、中央威权的丧失和君臣关系的恶化,而图谋之屡屡破产,又反映出当时汉天子仍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国有正统”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汉末地方大族废立皇帝图谋之破产,成为制约东汉帝国分裂的重要因素,并对曹操日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国演义》与汉赋:两种文学经典的重要关联

《三国演义》与汉代辞赋之间有着某些重要关联。第一,两者的文化精髓相通,即都为"大一统"思想文化,且这一文化对两者成为文学经典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三国演义》恰当而成功地点缀了部分汉代辞赋,属妙笔生辉、锦上添花之笔。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历经了两次重要变化,前者是汉昭帝、宣帝时对边疆的攻防调整及王莽的怀柔政策,后者是王莽代汉建新后的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政策。文章首先对这两个阶段边疆政策的嬗变过程作了翔实梳理,总结了边疆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与特征,进而对两次嬗变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边疆经略角度对王莽边疆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了探讨,最后对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嬗变及其结果对东汉光武帝边疆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

论清代边疆研究的三把钥匙

中国边疆史研究,是清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边疆无疑是中国疆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边疆之得失,实关一代王朝之兴衰,关系当代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边疆不断统一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清以前,历代以长城为限,实行华夷分治,始终没有完成对边疆的真正统一。至清,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提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大一统”理论,废长城,合内地与边疆为一国即中国,在边疆设治,与内地一体化,统归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实现对边疆的完全统一,中国及其疆域告成。行“大一统”,破“华夷之辨”,废长城,是解读清代边疆史的3把钥匙,为构建中国边疆学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中国早期道德、文化心态与秦汉大一统国家秩序初建

“约”在先秦、秦汉史料中频繁出现,按约定性质及内容不同,大体可分为国约、军约和私约,基本涵盖了各类社会关系与国家治理各个方面,调节着当时的家国秩序。在早期治国理政过程中,以“约信”为代表的道德规范长久以来既作为法律之外的重要秩序补充,也在秦汉大一统国家创建初期扮演着“通行法”的角色,其中有些约盟甚至在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成为万世不易的“祖制”。“约信”通过对双方未来的一些可能行为提前进行约束,为中国早期家国思想体系与中国早期道德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大一统”国家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虽然“约”逐渐被具体的成文法令所取代,但其中的某些道德伦理规范性质较强、政治道德色彩浓厚的约定也成为法令的一部分。

“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

文章考察了“五帝”世系和“华夷共祖”思想的具体内容,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影响、意义。认为,《史记》构拟的“五帝”世系和所反映的“华夷共祖”观念,是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和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我国群雄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思想也不曾动摇;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从两汉西南夷经略看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两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曲折历程,在中国古代边疆经略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反映出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历程,是各族人民不断战胜边疆艰苦的自然环境、边疆与内地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是在"大一统"思想引导下不断与边疆无用论的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历经艰难曲折、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汉代诗赋中的“大一统”思想——以《子虚赋》《上林赋》《郊祀歌》十九章为中心

《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均体现了汉代"大一统"思想。《子虚赋》《上林赋》建构了汉代祭神和尊神的过程,表现了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势和声威。《郊祀歌》十九章分为祠神诗、"迎时气之乐歌"、纪瑞诗,这三类诗分别与两篇赋的祭神和尊神的整体结构、方位和季节的描写、祥瑞之物的描写相对应。《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在文章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守藩”:汉代列侯的文化角色

列侯集团作为汉皇朝的政治重心,自汉初始,逐步文质化。列侯们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宫廷文化中转站的角色,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教授诸生,考校群书,正定《五经》,制礼作乐,革新制度,为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列侯亦逐步实现了对于文化资源的垄断,成为士族之滥觞,逐渐走向了皇权的对立面,开启了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先声,对于两汉的思想文化格局以及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