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学的心气关系与一元论哲学建构——以王阳明、湛若水、刘宗周为中心

气论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的唯物、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心、气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心学与气学亦被划分为对立的学派。事实上,“气”这一中国哲学传统概念,具有丰富的面向,不能仅将其理解为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气为明代心学建构一元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亦是抵挡佛教或王学末流玄虚之风的理论基石。王阳明虽认为气之“至灵至明而为心”,在其重视价值世界的视域下,气更多视为心之流行,为良知学提供实然性的基础。湛若水继承白沙重气的理论传统,以气为理论基点,建构一元论心学体系,主张“气之精灵中正处即心”,在万物统一于气的基础上强调心对气的主宰性。刘宗周师承许远孚,受甘泉一脉以气言心的影响,认为“心即气之聚于人者”,人心亦可由气参与天地大化。

师心与复古之间:湛若水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作为明代重要心学家,湛若水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受到其心学思想与仕宦经历的共同影响。湛若水以“心”作为文学的本源,将心学工夫论引入诗文创作,在文道观上强调“德业”与“举业”合一,在性情论上追求情感与道德的协调,是心学家论文的重要一端。同时,受复古思潮的影响,以及湛若水供奉翰林、半生为官,与复古诸子交往的经历等,又使其部分诗文带有复古倾向和台阁遗风。湛若水的文学思想表现出由复古转向师心的趋势,成为沟通师心与复古众多文学思想中的重要一家。

明代黄河治理思想及实践

有明一代,黄河决溢泛滥自始至终,治理黄河贯穿其中,不间断的治黄实践丰富着治黄思想。明代前中期分流思想在治黄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黄河水患,保证了漕运畅通。同时,分流思想的弊端也在治黄实践中逐渐显现,于是以束水攻沙的合流思想在明后期居于主导地位。几乎与合流思想同时出现的人工改道思想和沟洫治河思想都未能付诸治河实践,人工改道思想忽略了京杭大运河要借助于黄河才能实现南粮北运的事实,影响到国计民生,最终未被朝廷采纳;沟洫治河思想着眼于黄河全流域治理,在当时治河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种治河思想是明代治河理论上的创新,对后世全流域治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有着深远影响。

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中的科学思想

“格物穷理”一词源于宋明理学,是中国本有的概念。徐光启等一批明末清初士人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吸收了大量科学思想,并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格物穷理”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中蕴含着实证性、实验性科学思想和实用性科学技术。实证是“格物穷理”之体,实验是“格物穷理”之法,实用是“格物穷理”之用,三者一起构成完整的“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不仅是当时士人用之改造中国社会的群学自觉,还是一场推动当时中国向近代科学化转变的运动。

《长物志》中“水”的三重属性与晚明文人理水思想

17世纪的文人著作《长物志》“水石”卷中记述了文震亨对于理水的方法和见解。通过分析《长物志》中水的可观、可用和可食三重属性,探讨晚明文人阶层的理水方式、生活美学和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水有着形而上学的哲学认知,《长物志》的理水观对现代理水营造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明代后期心学的世俗化转向——以王艮为中心

心学于明代中叶逐渐开始关注百姓日用,出现向平民大众渗透的世俗化倾向,到了明代后期这种特征愈发鲜明,尤其体现在王艮的思想体系中。从整体历史视域及学理依据入手,对王艮关注“百姓日用”的天理良知说、人欲就是天理的理欲观、尊身爱身的“淮南格物”论、正己自修的工夫论、强调“乐学”的教育观进行探赜,有助于厘清明代后期心学世俗化转向的表征及意义。

明代二王气学“王霸并用”政治思想的哲学论析

学界对二王气学尚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明代二王气学挑战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形成了“王霸并用”的政治思想。二王的论证始于对“理一分殊”批判扬弃。以此为基,二者形成了认识论上“天人交胜”与“天胜人而不可预知”的分野以及方法论上“时为”与“密止”的对比。最终,二王都提出了在道德原则居先下兼顾现实功利的政治主张。

宋明理学道统论视域下传统武术传承思想论绎

基于宋明理学道统论分析传统武术传承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仁义为本、德贯始终,厘定统序、标示正宗,以心传心、身体心验,技以承道、技道参融。其形成理路是,厚植传统武术师道尊严,深化传统武术谱系观念,发展传统武术礼制秩序,渗融传统武术义理范畴。其历史影响主要表现为:既培植了行仁由义的德性自觉,也滋生了假借仁义的伪妄现象;既深化了拳种门派的统序意识,也形成了相轻互斥的排他心理;既强化了体认自得的工夫方法,也催生了自以为是的偏蔽己见;既承继了志道精技的文化传统,也养成了离技论道的空谈陋习。辩证扬弃传统武术传承思想,回到其主要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场域进行多维审思,有助于更好地立足根本、返本开新,为优化新时期武术传承发展实践提供经验智慧。

论东林学派对心学狂禅的救弊及影响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风非外来影响,而是源自东林学派的流风余韵。心学至明末阳明后学而有狂禅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弊,尤其是黄宗羲所指的泰州、龙溪两派,其中又以泰州为最。泰州学派倡导率性、自然,人人自许为圣人,对于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使得这种观念风行天下,其极端者为李贽,他反对名教,喜好数术,甚至为盗贼、佞臣张目。此后受到了东林学风的扭转,东林学派强调下学上达,家国天下一体。东林学派通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以清议而影响国政、时事,有扭转风气之功。其代表顾宪成、高攀龙等兼采朱陆,对于阳明四句教进行修正,提出良知为天道,强调格物致知工夫,主张经世致用,与世为体,为明清之际经世学风转变之先河。

甘泉心学的思想源泉——论湛甘泉与朱熹、陈白沙思想的关系

宋明理学是儒家哲学发展的一座高峰,明代心学更堪称明代理学中的显学。王畿与黄宗羲等人均认为明代心学以陈白沙为开端,以王阳明为集大成。湛甘泉作为陈白沙的衣钵传人,又同为岭南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哲学体系与陈白沙有着明显的差异。张君劢等认为王阳明才是陈白沙的真正传人,甚至提出湛甘泉属于程朱一系。从湛甘泉的时代背景与为学经历看,湛甘泉哲学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逐渐对程朱理学扬弃,而转为心学的历程,其哲学思想中与白沙之学的不合之处,也只是在为学方法和修养论上对白沙的进一步发展,其继承的正是白沙自然、自得的为学宗旨与贵疑的为学精神。因此,从陈白沙到湛甘泉才是明代岭南心学的传承谱系。

明清思想与中国武术发展及启示研究：基于“向实”的线索

通过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及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向实”为线索对明清思想与中国武术发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向实”是明清思想一以贯之的脊线,武术作为明清思想趋于务实过程中的重要诉诸对象之一而获得空前发展。“由虚向实”的思想转向对该时期的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普遍的文人谈兵经武与武人崇重实艺,促进了兵学理论、军事武艺和武术技理的不断整理与综合创新,实现了由兵学向武学的转向。民间武术获得了更大发展:卫国保家强化了武术的技击性;融入学术预设了武术学校教育的思想前提;引文入武凸显了武术的中国文化属性;文武交游空前提升了武术的社会影响力;工商皆本拓展了武术的民间化进程。获得启示:“向实”思想是主导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可成为中国武术研究的新路向和方法论;武术思想文化理应成为强化武术话语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研究领域;对接“国之大事”,是中国武术将来发展的新机遇。

论明清家具的创新设计

明清家具在我国家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对其进行创新设计应遵循人体工效学和辨证构思的原则 ,创新的思路应从设计、材质、结构等方面入手 ,把传统。

浅析明清时期从脾胃养生的思想

明清时期是医学发展的集大成阶段,更是中医养生文化的鼎盛阶段。文章对明清时期的代表性医家从脾胃养生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初步探讨。

王船山民本思想的政治逻辑

为了准确地体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性质,研究其发展的最高境界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潮就更有价值和意义,选取该时期的民本思想集大成者王船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本还原和中西比较的分析方法,得出民本思想即使发展到极致,其思想动力仍来自于传统,其认识与民主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终究未能进入"近代"的门槛。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明式家具发展缘由探析

明式家具在我国古代家具设计及制造方面堪称鼎盛时期,而且在世界家具史上也独树一帜,享有盛誉,并成为我国古代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这与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表现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思想的进步与转变;手工业制度的改善;家具设计体现科学性、艺术性、实用性;木材的丰富和木工工具的提高;榫卯结构的发展;园林建筑的风靡流行与家具使用的需求量的增多;文人思想的注入等。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载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

张载弟子较早地对张载思想作出恰当的评论。程朱从理本立场对张载思想进行解读和定位,奠定后世学人对张载思想的基本认知。张载思想受到心学体系的关注,但明清时期对张载气学思想内涵的发掘和高扬,导致理学展现出复归张载思想的趋向。近代以来,学人们摆脱道统观念或理学窠臼,不断对张载思想做出体系化解释,张载思想的多方面内涵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