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视角下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设计及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流域相邻两地区和流域管理机构三方博弈主体,引入双向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构建流域跨界水污染三方演化博弈理论模型。通过稳定性分析得出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理想状态的稳定条件,并结合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案例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1)引入双向生态补偿-奖惩机制可有效推动新安江流域相邻两地采取达标排放行为,促使系统达到(1, 1, 0)稳定状态;(2)动态奖惩机制组合使用有助于系统演化,从博弈主体初始意愿、实施效能和支持倾向等角度综合考虑,动态奖励-静态惩罚策略监管效果最优,动态奖励-动态惩罚策略次之;(3)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实现策略与相邻两地达标排放的治理成本与收益、双向生态补偿金额度、流域管理机构发放生态补偿奖励金额、积极监管成本和收益等因素密切相关。

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影响全面薪酬机理探讨--基于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基层员工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笔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来自对商业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基层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与其全面薪酬二者之间的关联。检验结果证实: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与其全面薪酬正相关;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惩罚中介了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其全面薪酬的影响,其中,工作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组织惩罚的影响是负向的;上下级关系负向调节工作绩效和组织惩罚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员工采取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与其获得组织全面薪酬之间的关联,揭示了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与其全面薪酬之间的影响机理,拓展了社会交换理论的伦理应用范围,丰富了相关公司治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正确处理员工亲组织行为与全面薪酬的关系及其过程中有效运用上下级关系、工作绩效、组织惩罚等治理手段提供理论依据。

秦唐间盗罪的变迁:游牧法因素介入下的连续性

中原农耕区的盗罪具有多维性,在“狭义”盗罪外,还有特殊物之盗、特殊主体之盗、特殊手段之盗等。对狭义盗罪,要计赃定罪,实行“实刑主义”,不处死刑。相反,财产性是游牧族群法主要甚至唯一的维度,重财轻人,盗罪至死是草原盗罪的一大特征。在一般情况下,游牧群族法实行“赔偿主义”。盗罪的维度主要由文明类型所决定。秦唐间盗罪的连续性,是在游牧族群法因素介入下的“连续性”。《唐律》规定的倍备制度是游牧法传统在汉地“文明化”的结果。包括盗罪在内的中华法治文明的连续性,乃是游牧文化因素介入下的连续性。农、牧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是这种连续性背后的秘密。

论认罪认罚视域下刑事赔偿保证金的实践探索与制度构建

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占比上升,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的适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诉源治理,实现司法公平正义。但该制度在实践探索中仍面临现实困境,需从加快立法进程、加强释法说理、健全统一规范的提存监管机制、搭建完备的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以孔子的“仁学”及教化思想为根柢,建构德法(刑)并用,以德为主,刑为辅的治理体系,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奉行儒家“均贫富”的社会理想,以满足人民必要的生活需求、巩固“大一统”国家统治为目的,抑止权贵、豪强,平衡社会财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赔罚关系视角下的代表性案例分析

在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能否以及如何提起惩罚性赔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呈现政策性文件支持导向明显,而法律中直接请求权规范缺失的现状。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裁判不一。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和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是提起惩罚性赔偿的适格主体。基于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性质,惩罚性赔偿金不应与刑事罚金“竞合”,不应相互抵扣,应当缴付至专门公益基金以支持食药安全公益事业。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负外部性量化模型及补偿机制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处理过程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为促进废旧动力电池补偿机制的建立,详细分析了废旧动力电池的负外部性表现,分为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和健康安全损害三类。通过运用使用者成本模型、破坏环境成本计量模型和人力资源法模型,将回收过程中的负外部性进行量化,建立资源耗竭成本量化模型、生态环境破坏量化模型和健康安全损害量化模型,并基于上述模型研究了废旧动力电池负外部性补偿机制,包括资源补偿、生态环境补偿、健康安全补偿的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途径等。依据负外部性的表现形式,补偿机制的设置需要考虑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量和金属回收率等指标,详细评估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以及量化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

基于演化博弈的PPP项目绩效奖惩补偿机制研究

目前,大多数公私合营(Pubilc-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补偿机制仅仅考虑了如何激励社会资本,但忽略了补偿方案带给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通过考虑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动态博弈,结合奖惩措施,构建一个演化博弈模型,并引入系统动力学进行了模拟。基于模型求解,计算绩效目标和差异函数下奖惩系数的取值,研究显示政府应该增加奖惩系数的值或改变补偿策略,以鼓励私营部门采用高努力策略:当社会资本努力策略下,其产出的社会效益大于政府最低补偿水平减经济效益产出时,政府部门应采用单一奖惩系数策略,否则采用差异奖惩系数策略,从而实现在提高绩效的同时,减轻自身财政压力。研究拓展了PPP补偿的研究视角,提出在激励私营部门积极改进绩效的基础上,采用不同补偿策略来降低补偿金额的思路,有利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周代仁政之下法治思想系统研究

周代没有完整记载法治思想的史书,周代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西周的《尚书》《周礼》及东周诸子的学说中。西周鉴于夏桀、殷纣实施暴政而亡的教训,推行仁政。仁政以德治为主,也兼顾法治。法治成为周代仁政的两翼之一,表现为以仁立法,以仁司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传统仍占主导地位,仁政不仅被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也被道家学说加以补充、杂家学说加以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也是打着仁义的旗号。在仁政之下兼行法治,或打着仁义的旗号强调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治思想的整体景观。

“惩前毖后”与“率先垂范”: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影响效应

第三方干预是维持和发展社会规范的关键力量,对整个人类群体具有进化意义。补偿和惩罚是第三方干预的两种主要形式,二者均是维护社会规范的重要力量,具有恢复得失平衡以及促进规范遵从的积极作用。研究者广泛认可威慑效应是第三方惩罚促进规范遵从的主要作用机制,然而也有许多研究结果与该假说相悖。除威慑作用外,第三方干预行为作为高代价信号,也具有澄清社会规范、改变人们规范知觉的作用,这暗示着信号效应可能也是第三方干预促进规范遵从的重要作用机制。探究第三方惩罚促进规范遵从的边界条件、检验第三方补偿等非破坏性措施在维护社会规范方面的有效性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南岭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实践

建设南岭国家公园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落细我省“1+1+9”工作部署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定位将生态补偿理论和制度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建立与创新生态补偿机制是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广东省南岭国家公园建设中防范与化解生态补偿诸多基层矛盾的关键。

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情绪的作用

为探讨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关系,实验1采用第三方惩罚范式,招募233名儿童被试,实验2采用第三方补偿范式,招募238名儿童被试,考察三种分配(高度不公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两个实验的结果。结果显示:(1)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拿出更多金币用于惩罚分配者;(2)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两种不公平情境下都拿出更多金币用于补偿接受者;(3)情绪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在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采用第三方补偿(相比第三方惩罚)的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时情绪波动更小,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有更多利他行为。这些结果从发展的角度为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强调了亲社会取向对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逻辑理路与适用规则——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

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否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理论界存在着“肯定说”与“否定说”。在功能主义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是公私法融合的产物,表现为公法性的惩罚性赔偿金和私法性的启动方式。拘泥于刑法的谦抑性倾向和严格的责任认定规则,以及行政执法的缺陷,通过惩罚性赔偿激活了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公共规制功能,回应了环境治理中的威慑不足。基于审慎谦抑原则,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当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定范围相一致;适用方式既可以通过诉讼也可以通过磋商;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违法、主观故意、造成严重后果。惩罚性赔偿数额量定应遵循比例原则,确定惩罚数额的分档计算规则。至于是否将已有的行政罚款和罚金从惩罚性赔偿数额中折抵,完全取决于惩罚性赔偿数额有没有超过报应与威慑之需。

生态环境损害适用惩罚性赔偿否定论

《民法典》规定了生态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但该制度是否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存在争议。从必要性角度看,目前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与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存在功能重叠;从可行性角度看,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道德可责性低,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故意”难以认定。为避免制度重叠和适用的操作难题,生态环境损害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

我国古代“恤刑”主义思想及其对当代刑事政策的启示

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恤刑”主义思想及其制度具有难得的人文主义精神。当代刑事政策可汲取“恤刑”制度的优点,在刑事政策制定中注意“情理法”三者融合,发挥刑事政策对于司法实务的调节作用,通过刑事政策引导加强非监禁刑的运用,共同助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吸附过程的热力学误差问题的研究

吸附热力学中物理量的误差自上世纪就被学者关注,这种误差被归因于熵焓补偿。对于化学和生物学中类似的物理化学过程,线性焓-熵补偿(EEC)现象是一个热力学谜,长期无法解释。基本的热力学规则并不严格地支持EEC现象,在某些受限条件下,EEC可能呈现出不现实的线性状态。文中将从吸附过程的误差入手,综述对这种误差的解决方式的修正思想与统计力学观点,深入研究熵焓补偿的现象,分析现象产生的原理,认为补偿现象的存在并非数学和量子级别的物理问题。

第三方利他行为:“惩罚”与“补偿”

第三方利他行为是指与该事件无直接关系的第三方旁观者做出的惩罚违规者或补偿受害者的行为。独裁者和公共物品博弈范式是第三方利他行为的经典研究范式。文章梳理了从仅研究第三方惩罚到将第三方惩罚和补偿相结合的相关研究,并从规范激活理论、公平偏好理论和强互惠理论以及双系统模型和双加工模型等不同角度来阐述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心理发展机制。未来研究可以探究个体在同一情境下对惩罚和补偿偏好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机制,深化这两种决策及其博弈过程的神经生理机制,重视在现实情境中探查它们的发生几率和特点以及应用价值。

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的生态补偿与政府监督问题——基于补偿申请的信号博弈

为缓解信息不对称,摆脱政策漏洞,本文将补偿申请作为信号,构建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地方政府间基于生态补偿的信号博弈模型,探讨不同条件下的博弈均衡解,分析产业转移方对承接方的有效补偿机制,为政府间生态补偿和中央政府监督提供决策支持。研究结果表明:1)完全成功的分离均衡作为社会最优解是存在的,纳入补偿主动申请机制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承接方根据自身减排情况申请匹配的生态补偿,同时转移方给予相应补偿;2)适量的惩罚是促进均衡实现的关键,其中,当转移方的惩罚满足F_(t)>H-L,承接方的惩罚满足F_(r)+C>H-L时,即可实现社会最优均衡,惩罚过度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惩罚过低则会挫伤承接方高减排的积极性;3)沉没成本(C)和承接方被惩罚的风险成本(F_(r))在防止低减排类型的承接方申请高补偿方面具有可替代性,若沉没成本和风险成本之和高于高低补偿之间的差额,能够减少低类型承接方的欺骗行为。

论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在监察赔偿中的适用

在监察赔偿制度尚处于探索建立阶段,相关法律条文语意模糊、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应当通过确立有利于受害人原则解释监察赔偿的相关规定,破解监察赔偿制度存在的解释难题。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可适用于持续性侵权的认定、赔偿义务机关的确立,以及政务处分损害救济等场域。监察留置及扣押措施应当被认定为持续性侵权;批准行为的上一级机关、派出监察机关及提出职务协助的监察机关应当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政务处分造成损害的,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监察赔偿范围。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适用必须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前提下。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历史贡献

德治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塑造了和善友爱的民族特性,锤炼了天下为公的民族气节,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系统梳理与把握传统德治思想的历史脉络与政治实践,挖掘为政以德、德治仁政、民为邦本、德主刑辅、天下大同等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探索“德法并举”“德法兼行”的路径,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