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和看法。中华优秀传统历史观念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包括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对厚古薄今复古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思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等,蕴含着与唯物史观相契合的合理因素和创新萌芽,在中国社会历史观发展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贡献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智慧。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步历史观的有益成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步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文明起源”史观之意味:“中西马”视角的考察

“文明起源”作为国内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舶来语,主要用以说明距今五千多年至“三代”时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但是否合适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就没有问题。其实马恩晚年虽借用了“文明”等术语,但对其核心内容如剥削、阶级性、虚伪、贪欲、国家镇压机器等都是持具体批判与整体否认态度的,尽管认为如此发展有其必然性,与其他学人用“文明”“野蛮”区分历史进步、停滞与落后,即无意中把知性专断与西方普遍性的观念传播开去明显不同,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数人得到解放出发看问题的。从历史研究追求平实公正应该使用更中性一些术语看,用褒义明显的“文明”来说某一时段历史的特质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说甲文明意味着乙不文明或野蛮,必然分出等级差别。回到传统中国,被视为“文明起源”这一段历史,中国古人认为是“大同”向“小康”、“公天下”向“私天下”之过渡,是以物役使人性的开始,是战争杀伐愈益激烈和彼此互助走向你争我夺、淳朴自然走向尔虞我诈的时期,此与马恩的认知明显具有相通之处。古史研究使用“文明起源”作为关键词展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重物质、轻人道的历史观,体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精神相背离,也与史学自身追求相矛盾,说明目前的古史考量还深陷于西方中心观念之中,反省不够。在此认知基础上文章提出用相对平实的“文化源”代替不甚中性的“文明起源”,以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开启之初一段历史的研究之用。

面向一统的都城规划——再论隋大兴的空间形制建构及其历史意义

隋大兴是在一统全国过程中规划建设的新都城。其营建不仅在于都城空间本身,也包括以都城为核心面向整个疆域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大兴的建设背景,认为隋初围绕大兴城在疆域范围、近畿区域、都城形态三个层面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全国一统进程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空间政治实践,呼应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丰富和发展了“大一统”理念在都城规划中的表达,提高了都城在国家秩序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形成和巩固。

明代“大一统”文化塑造下的海南书院研究

别于宋元,在官创私办之下,明代中后期位于边缘海疆的海南书院迎来发展热潮,数量骤增、学制完善,追齐华夏中心地带书院的发展水平,呈现一体化、官学化、平民化及社团化特征。因创办经费来源、教学宗旨与属地层级分野,书院存在官私之分、考课式讲会式之别、府州县乡之异。又因岛内地理、历史要素不均衡,书院时空分布呈现,以嘉靖、万历两朝最盛,集中于以琼州府治为中心的北部几个州县治所。在明中叶科举与官学一体化影响下,海南书院的存在,不仅为官方认定的官学之辅,更补救官学流弊。在承担读书人的人文理想、社会责任与国家教育责任之外,作为明代“大一统”在边缘海疆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一环,海南书院在明中后期海南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文化意蕴更为突出。

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演进历程与中华文明总体进程基本同步。红山文化与北朝民歌《敕勒歌》印证了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上北疆各族统治者对中华正统和“大一统”的执着追求显示了北疆文化的内聚性,推动了北疆文化发展壮大和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文化中的形成与演变为北疆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奠定了历史基础。北疆文化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认识和把握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有助于推动北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定学理基础。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刍议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公羊传》,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阐发和深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有两种内涵,在《春秋繁露》中,“大一统”之意,为以一统为大,而一统,就是三统中的一统,所以“统”为“统绪”之意;而在“天人三策”中,“大一统”有了“大统一”的蕴含,以迎合汉武帝雄才大略,欲统一政治、思想领域的需求。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汉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种内涵皆有学者加以秉承和延续。随着历史的演进,“大一统”的“统绪”之意日渐模糊,而“大统一”之意占据了主流。

大一统视角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

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记忆,并在思想意识、国家建构、治国理政等方面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台湾问题、完成港澳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大一统思想,妥善处理内部问题与外部干涉,积累了和平谈判、稳固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的丰富经验,为“一国两制”台湾地区方案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把握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精神,有助于“两制”台湾地区方案在设计和推进过程中超越昔日束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深刻概括和重大创新,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科学阐释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怎样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报告着力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进程的历史内在逻辑,所具有的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前所未有尖锐复杂的风险和挑战,阐发和部署了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支撑。

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清代大一统格局下北部边疆民族多元治理政策——以八旗察哈尔喀喇真固木佐领为例

入清后,察哈尔群体分别编入八旗、外藩扎萨克旗系统,其中编入八旗的察哈尔群体有八旗蒙古察哈尔佐领与游牧八旗察哈尔佐领之分。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相关满文佐领根源册与八旗世袭谱档,结合多语种史料以原察哈尔万户散秩斋桑喀喇真固木及其属民编设的察哈尔游牧佐领为例,考述乾隆朝清查并将该佐领定为喀喇真固木家族的世管佐领的过程,认为清朝虽将天聪年间编入八旗的察哈尔群体划为游牧佐领和在京佐领两类,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特别是原领属阶层可在驻京与游牧之间灵活地切换角色,这也说明八旗察哈尔游牧佐领性质与八旗蒙古之间的隶属关系仍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体现了清朝政府在边疆治理中采纳的“从俗从宜”灵活政策,同时文章通过梳理档案资料清晰地呈现了乾隆时期清查八旗察哈尔佐领根源的基本流程。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体育文化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阐释与路径探索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探索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有助于支持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并凝结出丰富有力的文化资源。通过文献资料调研、逻辑推理、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价值、特征、内容等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和阐释,对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标志性路径进行探索。研究认为,通过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认识和理解,系统阐释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独特价值,发掘体育文化的时代意蕴和功能,有助于为体育强国建设构筑起深层次的文化根基。体育文化在助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表现出的人民至上、自强自立、坚实有力、兼收并蓄的特征,能够系统展示体育文化在体育强国战略中的独特功能和地位。基于文化视野、文化气象、文化使命和文化自觉建构起符合体育强国建设需要的体育文化内涵体系,有助于研判和定位体育文化在体育强国战略中的新使命与新任务,为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创设有利环境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传承文化基因,持续探索体育文化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能够使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果更好地为体育强国建设服务。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展现了以中国之答回应当代人类文明之问的理论旨趣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引领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理论创新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把握文化建设问题,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融通中引领人类文明正确前进方向、凝聚当代中国价值共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基础、立足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要义的理论把握。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有助于深化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视野、理论品格和世界历史意义。

“大思政课”理念下中医护理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在“大思政课”的理念下,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育人格局对课程思政建设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海市教委开展首批“大思政课”重点试验高校遴选工作,上海杉达学院入选“大思政课”建设重点试验高校。文章基于“大思政课”的理念,从多个角度理解其“大”的内涵,构建中医护理学课程思政体系。通过明确课程设置,科学定位课程目标,不断优化课程队伍,构建“与思政小课堂同向同行,与社会大课堂相辅相成,与网络云课堂虚实结合”的中医护理学课程思政大课堂,实现中医护理学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推进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中医护理学课程思政的建设、改革和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从教化到解放:艺术自律论的华夏旅行纪略

艺术自律论这一现代信念是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一系列的历史和文化事件以及形而上学的知识学传统等综合作用的产物。“美的艺术”观念是艺术自律论形成的关键机制。中国古典文化中也出现过审美伦理和形式自主意识,但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并不以“审美”为规定性制定艺术本体论,因此也就没有形成自足、自洽和自律性的艺术观念。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模型阻止了社会实践场域的结构性分解,“二元对应式类比联想”的汉语思维方式抑制了形而上学的形式本体论,这些因素抑制了艺术自律论的生长。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使得艺术自律论在五四时代蔓延于审美文化场,但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悲情历史让自律性艺术始终未能取得主流地位。

清代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地区文化认同变迁谫论

改土归流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对于推动国家统一、和平、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始于清代,西南地区是重要地区。通过对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前后文化认同状况进行历史比较,可以归纳出文化认同变迁具有如下三种特征:政治文化认同的“一体化”变迁从“间接”转变为“直接”;思想文化认同的“儒家化”变迁从“特权”走向了“普遍”;民族文化认同的“交融化”变迁从“有限”趋近了“全面”。深入总结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中文化认同的变迁历史经验与规律,能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中华文化认同等工作的开展提供智慧与启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元朝治滇实践

元朝统治云南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发展农业、兴办儒学、建立驿传、实行民族安抚政策等方式积极开展对云南的边疆治理。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使“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还推动了云南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进而促进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因此,梳理总结元朝在云南边疆治理的举措,对今天加强边疆建设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泰山文化探究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并发展了独特的泰山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探察泰山文化可知:泰山区域是中华民族的诞育交融之地,泰山文化镌刻着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基因,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共创共认的文化本性,蕴含着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伟大精神,塑造了“万邦瞻岱”的中华民族形象。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泰山文化,将泰山树立和突出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伟力与实践指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内涵,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有着突出的实践指向,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对于激发中华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积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有体有用:赵翼辽史学研究

清人赵翼关于《辽史》纂修的研究涉及其史源、纂修过程、纂修官、体例、内容的优缺点和史法。对于《辽史》的不足,赵翼能够较为客观地进行探讨,主张直笔和简洁的纂修思想。其对辽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治,尤为注重治乱兴衰。受统治者“大一统”思想影响,赵翼提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的统治秩序格局,树立起较为客观的民族观和疆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