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研究述评——基于CNKI(2012—2023)

近十年来,学者们基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不同的学派的视角对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展开研究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对不同学派研究不均衡、对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负面因素的批判性研究匮乏、未摆脱西方“现代性”框架的窠臼等问题。对此,可从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进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第一,研究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要以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价值导向;第二,研究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要求;第三,研究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要对相关薄弱环节加大支持力度。

由权宜到定制:清代州县长官“署任”制度考--以四川成都府为例

借由对清代四川成都府属三州十三县1377任行政长官委任情形的考察,可知署任制度在清初已有施行,乾隆朝署任官任数超过实授官,并最终在清末光绪朝达到顶峰,占比达到六成以上,署任也成为一种可与实授相埒的任官方式。尽管在清中后期署任官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其任期仍大幅低于实授官,平均仅1.15年。同时,通过考察地方官吏的治绩,可见前人仅从任期和更调频繁的角度出发,认为署任官权威不足、视事不力、不利于地方治理甚至为害地方的观点,既有失于客观,又过于单纯片面地夸大了委任方式的影响。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 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从黄六鸿《福惠全书》看清代州县吏治的经验智慧

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官箴书之一,在州县吏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清代州县官吏所推崇。黄六鸿独特的家世背景和宦游经历,成就了他对州县吏治各环节敏锐而细微的观察力,使得《福惠全书》传授的为吏之道颇具实践操作性,这种亲历亲为的经验智慧蕴涵着很强的普适价值。胸怀造福地方之心,笃行施惠百姓之事,便是州县吏治官箴最重要的经验启示。

论《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

《贞观政要》不仅是一本"帝王学"著作,而且含有丰富的官德思想,其官德思想可以概括为"正己修德,修身治国"、"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等方面,这些官德在贞观时期成为唐太宗君臣的为官之德,并被实践于贞观年间的治国理民之中,是"贞观之治"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继承了前代官德的优良传统,更对后世官箴的书写及官吏道德规范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秦代吏治管窥——以秦简司法、行政文书为中心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代法令,对官吏的管理非常严格,这对于培养官吏奉公守法、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在专制君权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严格的吏治既可以使励精图治的君主政令得到有效贯彻,也可以使暴政的危害迅速扩大。

我国政府行政高运行成本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政府运行成本过高,机构臃肿、特别是县乡政府运行困难的现状;从有限信息、公共物品的价格、官员的行为和社会选择论几个方面分析了政府行政运行成本过高的原因;提出降低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建立“经济型”政府的思路。

财政分权与行政发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合力

从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合力”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原因,并将研究的视角拉长到了建国以来我国上述合力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引入财政分权、土地出让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文章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地方官员的“主动负债”行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发包制下,财政分权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对此,有效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必须从完善地方政府融资约束机制和健全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两个方面着手。

论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制度性腐败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全面腐败,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文化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汉代地方长吏任期考辩——以郡国守相为中心

汉代以郡国守相为代表的二千石长吏号称“吏民之本”,其任职期限不仅体现了当时官僚制度的建设状况,同时也映射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西汉前期的久任至宣帝年间大致以3年为基准;东汉前期复归久任,然后再次废乱。貌似反复的背后,反映出地方长吏任期制在形成初期经历的波动和曲折。尽管两汉时期的官僚制度尚难以完全具备近代行政所要求的理性要素,但与“三互法”、考课制度、致仕制度等一起,以“三载考绩”为基础的任期制也逐渐作为“汉法”而为人们认可和接受,成为专制帝国在行政上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之一。

论统一后秦吏治败坏的原因及与秦朝速亡之关系

良好的吏治曾经成为秦国最终胜出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然而,秦朝统一全国后,由于君道的败坏、薄俸厚罚的官吏政策与追求享乐之风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秦朝吏治的迅速败坏。这给秦朝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加重了官吏与人民的对立,使官吏丧失了对秦政权的信心,甚至一些官吏也加入了反秦起义的队伍之中,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步伐。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

雍正时期闽台地方官治台主张探析——以沈起元的治台论为中心

雍正时期,台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既有的治台政策已难以适应。清廷上下由于治台理念的差异,如何调整治台政策存在分歧,而以雍正帝为首的上层决定着治台政策的基调。但是以封禁为主的政策,与台地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更难以收到安定社会的实效。对此,闽台地方官有不同的见解,沈起元即是其中的代表。"台湾文献丛刊"等版本所收集的沈起元治台撰述史料,错漏不少,使人难以了解其著述的背景。沈起元赴台任职负有"绸缪海疆"的使命。他宦台时间虽短,但对台湾的地位及清廷治台政策的得失做了深入考察,不少建议颇为独到、富有远见。诸如重新调整台湾的军政格局,改"防海"为"防山";开放大陆民人赴台谋生;积极开发内山土地,通过抚"番"政策,"化番为民",以消解汉"番"矛盾,巩固清廷对内山地区的统治,等等。从有清一代的治台政策演变看,沈起元的这一系列建言,或迟或速,均得以施行。

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1875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的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个官场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反映出"官"的腐败劣迹。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的善恶报应与吏治思想

明清话本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报应思想,一些报应故事凝聚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小说家以报应的形式表达他们尚贤德、尚忠良、崇廉明、崇公仆而斥贪暴、斥奸佞、贬猾吏、贬糊涂的吏治观。选择报应的形式来表达这些吏治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状况与思想状况有关。

论杨增新开发新疆的思想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他重视新疆农业的发展,倡导开渠垦荒,新疆农业得到了发展。他倡导兴办实业,并提倡实学。他整顿新疆吏治,改革新疆旧有陋规弊制,为新疆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他的开发新疆思想,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是受其思想认知本身的限制,一方面,受到新疆当时具体时代环境的制约。

明代“薄俸”制述论

明代"官俸最薄",明代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提高俸禄。但终明一代,薪俸微薄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为薪俸低微,官员往往铤而走险,造成贪墨之风盛行,吏治极度败坏,进而给明代政治、经济乃至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但从另一角度讲,高俸禄抑制吏治腐败毕竟是有限的,它只能解决一些较为突出且低水平的要求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穷奢极欲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甚至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明代吏治的腐败完全归结为俸禄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