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之间:作为法的前提的形名问题——以《黄帝四经》为例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部关于黄老之学的著作《黄帝四经》,是现存最早的黄老政论著作。《黄帝四经》中蕴含着丰富的黄老道学思想,其中尤其涉及对“无为”“形名”等思想的阐释。本文以《黄帝四经》思想为资源,阐述其“形名”思想的基本内涵,并对比《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中有关“形名”的问题,讨论形名思想作为法的前提的可能性。黄老之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又援名法入道,着眼于建构现实价值和政治秩序,从而确立形名思想之于法的前提性地位,有利于推动先秦政治哲学,尤其是道家政治哲学方向上的研究进程。

帛书《黄帝四经》的因循为治与老子的无为而治

帛书《黄帝四经》因循为治主张与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之共同点是都强调对天道和客观实际的尊重。两者的不同是老子以顺任天道自然为目的,认为如果能做到顺任天道自然而去掉人为则自然达于治;而帛书则以因循天道自然为手段,主张顺任天道和时势而为之以达于治。西汉初年的政治实际体现了黄老的因循为治思想。帛书的因循思想保留了老子之无为主张,尊重天道和客观实际的认识,同时又在这一前提下提倡积极有为,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