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前此我撰著《制造汉武帝》,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读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本文就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文章首先指出,在西汉时期,只要不以天子为祝诅对象,巫蛊并不违法;《汉书》客观记载了从太子据宫中掘得桐木偶人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武帝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感悟",不过是意识到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更换太子的意图,是促成巫蛊之变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仅汉武帝,甚至直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朝廷,一直认定太子据犯有对天子行用巫蛊的罪过。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 ,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 ;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 ;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 ,削抑东宫势力 ;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 ,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 ,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 ,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 ,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再论巫蛊之祸——以卫氏宠衰与昭帝承统为中心的考察

卫太子巫蛊狱是巫蛊之祸的重要节点,前后发生的巫蛊狱起因、目的与性质各自区别。巫蛊狱前,武帝已对异端近身、"不类己"的卫太子之态度大为转变。公孙贺巫蛊狱标志着巫蛊之祸的开始;是狱汉武帝对卫氏集团予以重击,这很可能使武帝产生利用巫蛊对卫氏进行政治审查的想法;征和二年,太子巫蛊事件、太子发兵事件的发生是武帝始料未及的,也正因此武帝终于下定铲除太子的决心。卫太子狱发生后,武帝于征和二年"感寤",征和三年"大感寤",意味着武帝看清了自己晚年对嗣君问题的犹豫引发朝中各集团的"嗣君之争"。转而将矛头转向觊觎继嗣、扰乱朝纲的集团势力,利用巫蛊铲除障碍,进行政治整肃运动。征和三四年间不仅将李氏集团覆灭,还明确表示刘弗陵"类己",公开表达选定之继承人,并为此做了一系列努力,效果显著,汉昭帝刘弗陵在托孤大臣的拥立下顺利承统。

浅析北魏前期立子杀母与太后干政的并行发展

拓跋珪为了防止后妃和外戚干政制定了"立子杀母"制度,此制在孝文帝以前一直被一丝不苟地遵行。但尽管如此,太后干政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北魏前期两者几乎呈现并行发展的状态。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立子杀母"制本身存在很多弊端,而且北魏政权一些独有的特点也为太后干政提供了条件。

北魏子贵母死制度

北魏建立之初,系由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封建化程度较低,母系残余较多。为强化皇权道武帝离散诸部并实行"子贵母死"制度;作为北魏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权宜之策,它扫清了北魏社会从母系遗风向父权集中化过渡的障碍,使后族势力衰落、保证和提升了皇权,虽有悖人伦却延续达一个世纪"子贵母死"制度;此制度并为从根本上消除妇人干政,衍生出北魏的乳母和保姆干政现象,并成为打击政敌及后宫争权夺利的手段。

简论北魏皇室“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

文章叙述了北魏时期的皇“子将为储贰 ,其母皆赐死”制度的来龙去脉 ,着重论述了这一制度对北魏政治产生的影响。

豫章王嶷与南齐建元政局考论

南齐建元中,豫章王嶷有盛宠,并借其文武才干出将入相,在朝中聚集了足以与太子萧赜相抗衡之势力,几乎两度代嫡:建元三年七月初,萧嶷僚属荀伯玉利用齐高帝萧道成对萧赜"专制"的不满,乘日食灾异以及萧赜出都拜陵之机,密启萧赜及其亲信违制,道成大怒,遂生以嶷"代嫡之意",此事僵持月余后方息。建元四年三月,萧赜即位之后,即着手打压萧嶷及其亲附势力;约三个月后,新皇重病不起,心怀怨恨的萧嶷旧僚江谧劝嶷乘机夺位,不久事败,江谧被杀,萧嶷倍受猜嫌,被迫淡出权力中心。这两次"代嫡"风波,均以萧嶷失败告终,直接影响了建元末、永明初的政局走向。而萧子显在为其父作传时,有意掩盖史实、淡化影响,又刻意回护、美化,将其父塑造成一个功成身退的谦退贤王形象。

谢灵运对平安时代诗宴的影响

在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中,诗宴是一项重要的社交仪式,且举办时必写有诗序。在平安朝的诗序中,主办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皆被看作构成理想诗宴的要素而得以重视。本文指出了前述五要素亦见于《文选》所收的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并进一步探讨了谢灵运对当时日本诗宴所产生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