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古代医学的经典之作,承载着中医药学理论的精髓,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对中国医学、文化及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作品不仅是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深邃的医学思想也是文化和哲学研究的宝贵财富。由于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精准翻译其中的文化负载词对提升中医英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医文化。该文探讨了朱明译本《黄帝内经》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语翻译策略,归纳4类文化负载词并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讨论翻译策略。研究得出,对于自然生态和人体组织文化负载词多使用直译法,对于传统医学与养生类文化负载词和传统文化与习俗多使用意译法,对于一些人名和宗教哲学类的文化负载词则采用音译法,才能更好地传达原文深厚的文化内涵、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

作为经学式宪制的“大一统”——董仲舒的宪制思想发微

宪制是承载一个文明体的根本大法。作为汉代儒宗的董仲舒,其“大一统”的宪制思想是对周秦巨大变革的回应。与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不同,经学意义上的“大一统”包含“尊王”与“贬天子”两个内在维度,规范限制君权的“贬天子”实内置于“大一统”的“尊王”维度所蕴含的深意中,此春秋公羊学的宪制精义在后世逐渐被遮蔽。一方面,“贬天子”体现为国家“大一统”宪制的精神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制”,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通三统”作用于“大一统”宪制的制度变革,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通过一整套政教制度的设计,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董仲舒的宪制思想不仅是为汉立法,其接续先秦六经道统,对我们认识现代中国宪制文明的精神底蕴,具有跨时代的思想意义。

“蜀学”五事论稿--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

从阐释谢无量《蜀学会叙》入手,初步总结出"蜀学"的五个特征:一是独特的古史体系,即以"天皇、地皇、人皇"为内涵的"三皇"体系,和以"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为世系的"五帝(王)"体系。二是大禹所创《洪范》之"五行"、《连山》之"阴阳"等观念,为后世儒家奠定了哲学基础。三是有别于中原"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蜀学自严遵以下构建了"道德仁义礼"(或"道德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四是在孔子"六经"、汉人"五经"和唐人"九经"的构架上,蜀学每每有所突破,率先构建起"七经"和"十三经"的经典体系,并为正统儒学所接受。五是蜀中自古流传的"皇人"信仰、仙道传统,造成了老子入蜀修仙的传说,也成就了张道陵入蜀创教的功绩。

元朝君主对医家的网罗及其影响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 元朝早期的几个君主都重视医药， 尤其是忽必烈， 网罗并重用了相当多的名医， 于是元朝出现了结构严密、职责清晰的太医院制度和独有的三皇庙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提高了医学和医家的地位， 也引起了坚持传统观念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医官地位极高、儒与医时常斗争， 成为元朝特有的文化现象。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常道与变易的困境——朱熹论“汤武革命”

"汤武革命"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学说内部"忠孝"与"革命"的张力展现于这一问题之中。朱熹顺承孟子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一方面认为当人心发生变化时,天命移转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担心有人以此为借口改朝换代,破坏政治秩序。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的矛盾与无奈。他化解这一矛盾的方式则是"格君心之非"。

略论炎帝神农的传说与汉代画像

炎帝神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伟大人物，是原始农业的创始人，还发明了最早的医药等，为远古渔猎时代进化至农耕时代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备受先民推崇，被尊为三皇之一。后人称颂炎帝神农有八大功绩，将炎帝神农同黄帝轩辕一起称为炎黄，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汉代已经有了祭祀炎帝神农的活动，而且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如“神农社”之类。汉代画像中常见有对炎帝神农事迹的描绘，虽然这些事迹具有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却形象而又生动地表达了对炎帝神农的崇敬。现代各地对炎帝神农的纪念活动，便继承了汉代以来的优良传统，将寻根问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张扬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史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中国上古帝王的农神色彩

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神话传说。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诸神多带有明显的海洋色彩 ,游牧民族的神话则粘上了游牧生活的标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农业起家、以农立国的民族来说 ,神话传说自然就现出很深的农业经济的烙印。

“非遗”舞蹈进校园的途径与方法探究

当前,“非遗”舞蹈的申报与传承活动迅速发展,采取怎样的措施将其进行更好的活态传承和保护,是当下中国传统舞蹈急需研究和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由此,文章以山东“三皇舞”为例,通过对山东地区“非遗”舞蹈“三皇舞”的传承现状及传承方法的分析,提出了“非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的新途径,以此来探究民族民间舞蹈在“非遗”语境下的传承意义,以及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积淀.

汉画像石研究二则

第一,山东嘉祥武氏祠东阙画像中的多头兽应当是开明兽而非天吴或"天昊",它旁边的双头兽可能是屏蓬。第二,画像石伏羲、女娲中间的"抱持神"可能不是高禖,而是神农氏,这或许是汉为火德思想的反映。

炎帝神农氏“七曜起于天关”的年代

关于炎帝的历法,宋.罗泌在《路史》中记载:"三朝具于摄提,七曜起于天关,所谓太初历也。"这里,"三朝"指年月日;"摄提"即摄提格,是指地支中的寅,"七曜"为日月五星。这说明炎帝创制的《太初历》起始日那天,为寅年寅月寅日,日月五星会聚在一起,并且是从"天关"星开始。通过天文年代学的计算和分析,可以确定公元前4 951年3月28日为炎帝《太初历》的起始日。

“三皇”和“五帝”:华夏谱系之由来

梳理"三皇五帝"的帝王谱系,指出其如何在华夏大一统的现实政治需要背景下逐步产生。也就是说,研讨在上古原属不同部族集团的传说人物和祖先神灵,怎样经过历史学家、经学家多次编排与整合,渐次形成华夏族一脉相承的"三皇五帝"谱系,并不断地为"实体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文化心理认同。

汉代“天子三玺”在外交中的应用

"天子三玺"是中国古代外交专用印玺,汉代是这一用玺制度的奠基时期,但汉代有关载籍对其具体的应用,记载不一,颇为紊乱。本文试从与之相对应的"皇帝三玺",以及后代的"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的行用中,推论汉代"天子三玺"的应用,厘清了相关记载的是非得失,得出"天子之玺"用于外交文书,"天子行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信玺"用于调发外国兵的结论。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五帝说、三皇说的形成

三皇五帝从时序说,三皇在前,五帝在后,但从三皇五帝说的形成看,则是先有五帝说,后有三皇说。而在五帝说出现之前,先有战国各种古帝王说,尔后才有五帝说的兴起。而五帝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与五行说没有联系的五帝说,二是与五行说相联系的五帝说。在五帝说出现之后,才在西汉末期出现三皇说,到东汉已经有五种不同的三皇说。

杨上善《太素》“门—关阖枢”理论初探

从三阴三阳之合与门、三阴三阳之离与关阖枢二方面，分析探讨杨上善三阴三阳门———关阖枢理论的来源及主要内容。认为该理论具有系统论思想，是《内经》三阴三阳理论的重要发展，与后世“开阖（合）枢”理论相比，不但更切合经文原意，而且对阐明三阴三阳生理功能、作用实质等问题有重要价值。

李雯《保定府三皇庙节井铭并叙》释读

明末御史监军金毓峒在保定殊死抵抗大顺军,城破后于三皇庙内投井自尽,李雯为撰《保定府三皇庙节井铭并叙》。此铭是了解明清易代之际保定历史的珍贵文献,虽因大量化用经典之语,但都是巧妙地围绕关于"井"的典籍来写,又能紧扣金毓峒之死节事迹,故能意在言外,颇为耐人寻味,同时也体现了李雯作为清初"贰臣"的复杂心态。

三才思想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渗透

三才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其核心理念在于天地人的统一,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临床应用中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其整体观念的形成与三才思想联系密切。试从气通三才、道贯三才两个方面对三才思想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渗透进行概述。

董仲舒国家治理思想:历史观的创新与大一统思想的重构

从秦王朝到汉武帝的时代,在政治实践中,先后存在过三种大一统国家治理思想,即秦代霸道暴政式的大一统、汉初无为而治式的大一统,汉武帝多欲政治式的大一统。这三种模式,在历史观上都崇拜黄帝,都通过黄帝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权威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董仲舒却放弃了黄帝崇拜,创立了三统论的历史观,把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依据放在远没有黄帝久远的夏、商、周三代。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实质,是在天下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儒家传统的三代王道政治理想,这与三种已有的大一统实践模式的内涵都存在显著差别。董仲舒放弃黄帝崇拜,创立三统论,是从历史观上对三种大一统实践模式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以儒家传统的三代王道政治为内核,对大一统进行了理想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