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terminants of the Italian Support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Italian foreign policy actors have showed a steady and bipartisan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stitu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C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talia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to support and actively sponsor such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at providing a valuable account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Italia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with regards the issue under analysis. Starting with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Italian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CTY and the ICC, the analysis will then focus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terminants tha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ormulation of the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is connection, the role played by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ir ideas about the Italian aspirated role as a responsible and ethical foreign policy actor will emerge as particularly relevant. Moreover, as observed in other cases connected to the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broader area of human rights, Italy＇s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values raises the issue of the Country＇s incoherence as for the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same values.

刑法谦抑性的系统论考察

刑法谦抑原则建立在法律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抑制的理论基础以及刑法系统功能分出的社会基础上。刑法谦抑成为刑法系统自我指涉与外部指涉的沟通语义结构,为国家暴力的正当化使用提供必要条件。刑法谦抑的“话语—制度”构建,推动了政治系统与刑法系统结构上的耦合机制。暴力适用的合法化(政治权力运作)与个体权利保护(刑法规范运作)并不矛盾,权利与权力具有共生特点。面对当代社会中系统与系统性危害的不断涌现,刑法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张,且这种扩张具有正当性。不能将刑法谦抑原则仅仅限定为刑法系统对政治权力决策的外部指涉。借助社会沟通的无主体属性,将刑法谦抑理论视为识别社会诸领域危害的语义结构,这与传统行为主义刑法观下的规范理论具有显著区别。这种路径并不意味着放弃行为概念,而是用功能主义去改造刑法谦抑原则的实质内涵,推动个体权利体系的更新,创造系统沟通连接新的可能性。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及其法理研究,应在借鉴吸纳传统的立法事实论和法教义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转向金融领域刑法论范式路径。通过金融领域刑法论及累积犯论、集体法益论,可证立洗钱罪的不法实质是侵犯了金融安全和司法秩序双重保护法益。以“金融领域掩隐行为定型论”及其限定论的新法理塑造,能够有效解释洗钱罪不法的规范类型,合理确定洗钱罪与我国《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不法竞合关系及其处断原则。

“共同刑法学”的实现路径——历史、实力、文化还是沟通共识

在构建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中,如何看待并处理中国刑法学研究与域外刑法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促进惩治犯罪的全球性刑事法律制度形成也是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应有内容。有关惩治犯罪、可适用于各国和地区的刑法学知识可以概称为“共同刑法学”。迄今可以将不同国家推进这一知识类型的路径分为三类:“历史—实力型共同刑法学”、“历史—文化型共同刑法学”和“沟通共识型共同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研究在参与并推进“共同刑法学”的历程中,应采取第三条路径,在积极加强比较刑法学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刑法学的发展方向,进而将中国犯罪治理的基本理念转化并融入应然的“共同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当中。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过程论

过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从过程论角度看,司法活动就是司法权的运行过程。刑事治理具有过程性、阶段性和系统性。在刑事治理系统内部,狭义上包括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定罪、量刑、行刑)过程和阶段;广义上包括制定、实施犯罪预防措施、司法解释、刑事政策的过程和阶段。在刑事治理过程系统外部,则包括行政机关针对数据犯罪进行的政府治理、企业组织和个人参与的社会治理过程和阶段。在数据安全刑法保护方面,须从过程论角度,确立数据安全刑事治理过程理念,转变传统的管控模式,加强对数据利用过程的规制,同时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刑事治理过程。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过程性决定了其系统内外部各阶段应当是衔接协调的,具有刑事风险预防、分类分级保护、硬法软法融合、多元主体参与四项机能,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各方参与主体应遵循数据安全刑事治理过程运行的规律性,构建刑事风险评估、定罪量刑互动、刑事案件过滤、刑事合规激励等过程机制,推进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现代化转型。

经济犯罪侦查中犯罪财富调查模式的提倡与应用

在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AI时代,传统的“反应式”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略显乏力,经济犯罪侦查的侧重点亟须由“下游应对”向“上游预防”延伸。作为新型大数据侦查措施,犯罪财富调查兼具深挖线索、收集证据、打击犯罪、追赃挽损等机能,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预测与打击经济犯罪,弥补当前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犯罪追逃追赃工作的开展,及时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构建犯罪财富调查的司法适用体系,应当秉持合法、比例、前置原则,明确犯罪财富调查的适用范围,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程序性制裁措施。

系统法学视域下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演进与贯通

刑法教义学系统在规范上的封闭性是刑法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认知上开放的前提,刑法教义学具备内部权威观点的选择体系,教义学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法律人专业性的发挥,需要明确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之间的界限,发挥刑事政策对刑法教义学的补充和参照作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之间的融合与贯通是未来刑法发展的方向,为更好地实现二者融合与贯通,需要发挥两个系统的结构耦合作用,加强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沟通,实现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双向相助,借系统耦合作用而相得益彰。

威慑理论及其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展望

[目的/意义]旨在帮助学术界深入理解威慑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中的应用与进展,从而为未来该理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方法/过程]本文系统地梳理并评述了国内外关于威慑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的应用的研究文献,总结了研究取得的进展和不足之处。[结果/结论]威慑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内的应用成果主要集中在“威慑理论在信息系统安全研究中的应用”“威慑理论在数字盗版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和“威慑理论在在线社交媒体偏差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这3个方面;研究中存在“惩罚的敏捷性视角研究不足”“缺少跨国家(地区)、跨文化和跨平台的横向比较差异研究”等问题。

法外因素不当入侵刑法立法系统的防范研究

刑法立法应当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当互动,但同时严格区分刑法立法系统与系统的外部因素,避免外部因素不当入侵刑法立法系统,也是保证刑法立法系统正常、合理运作的重要前提,否则可能引发诸多负面后果。外部因素要进入刑法立法系统,应先转译为刑法立法系统的内部语言,进而顺利经由刑法立法系统内部理论的审查才有可能。应当确立法益保护理论和比例原则为刑法立法的条件性纲要。外部因素唯有符合或能够还原为这一条件性纲要,才可能成为刑法立法规制的对象,或者成为为刑法立法提供正当性支撑的理由。

企业犯罪刑事责任论的基础与具体展开

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认定、处罚企业犯罪的核心问题,对企业刑事责任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企业犯罪的刑事防线提前或后移。传统的代位责任论坚持企业替员工受过的归责理念,在违反刑法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导致刑罚目的落空,不应采纳。企业是具有独立行为和意志的组织实体,通过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和意志使其成为企业延伸出来的“手足”和“意识”,故应根据组织体刑事责任论构建企业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将追究企业刑事责任的基础定位在企业自身,从企业的规章制度、文化氛围、宗旨等因素中认定企业犯罪的行为要素和罪责要素,实现企业犯罪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协调、企业犯罪认定的独立审查以及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正当性证明。

犯罪化的根据:一个比较法视野的考察

经过长时间发展,德日刑法和英美刑法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犯罪化根据理论。作为德日刑法犯罪化根据理论的核心内容,法益侵害理论和比例原则一起,共同指引着德日两国立法上的犯罪化。英美刑法犯罪化根据理论以范伯格的论述为代表,包含危害原则、冒犯原则、法律家长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域外犯罪化根据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立法上的犯罪化,具有诸多启示。首先,行为是成立犯罪的基础。其次,评价行为是否应该被犯罪化的核心要素是利益。再次,犯罪化须考虑传统文化、刑事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最后,要结合犯罪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有效性等辅助原则整体分析。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司法检视与反思——以涉刑事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

在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作为受害者因精神利益减损而获得的金钱补偿,在受害者损失明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地位。而在侵权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仍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理论中存在拒斥与容受两种观点;刑事与民事法律体系的规定也截然不同,前者规定对该项主张一般不予受理,而后者则明确表达了支持观点。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司法中广泛出现了同案异判的现象。文章以交通事故案件为例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归纳梳理出两种观点在司法中的具体表现及法律适用的区别。通过批判性分析拒斥观点的弊端及容受观点的正当性,进而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进行完善。

偷换二维码取财案的认定分歧与正确定性

以偷换二维码取财案为例,梳理出实务界与理论界关于该案的定性主要存在着诈骗说与盗窃说的分歧,具体争议焦点体现在被害人、行为对象、实行行为等的认定上。从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财产的角度认定被害人为顾客,在批判规范占有的基础上认定行为对象是顾客占有的钱款,偷换二维码的行为是犯罪预备行为,顾客的支付行为是客观阶层的实行行为,行为人利用了顾客的支付行为,成立盗窃罪(间接正犯)。

论治理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以立法犯罪化为背景

随着犯罪化趋势的发展,由积极立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刑事司法系统面临严峻的难题。为回应现实需求,刑事诉讼的轻罪处理方案需谋求“治理化”转型,以更有效地完成治理任务。在此背景下,将治理理论引入刑事诉讼恰逢其时,前者可以在治理过程、治理手段、治理主体等多方面为刑事诉讼转型提供思路。具体而言,轻罪治理范式的调整可以从保障犯罪人实质化的程序参与、拓宽司法非罪化渠道、调整权力向度推动协同治理、搭建程序运行的保障机制等方面展开,推动轻罪诉讼治理化的实现。

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功能主义形塑

在存在论视野下,自由意志是人工智能刑事责任建构路径中难以突破的藩篱。自由意志的先验性、不可知性导致其认定过程僭越了刑法本身的研究框架,当下主流的刑事责任建构方案陷入了物本逻辑误区。刑事责任的判断应着眼于规范目的,功能责任论中犯罪主体、自由意志乃至罪责原则的不必要性值得借鉴。在责任建构维度,存在以“归属”消解冲突的必要性是刑事责任的检验标准。在以“规范可交谈性”限缩纯粹功能责任论的主体范围后,强人工智能和特定领域中的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可遣责性。在制裁方案维度,功能主义的刑事制裁方式应当以目的为中心贯通适用,并在“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中以“物”之属性接受归责。“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构想能够在《刑法》第64条中实现教义学嵌入,作为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实际兑现方案。

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清代刑事法律渊源

由于没有受到法源理论的指导,既有清代刑事法律渊源研究不仅无法统一各种法律渊源的分类和内容,也无法很好地指明各种法律渊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法源理论视角下,清代刑事法律渊源问题研究应在法的适用立场下进行,去寻找那些为案件审判能够提供规范性依据的那些法的创制(规范)行为或事实,并弄清楚裁判依据范围有多大,不同法律渊源适用的层级或顺序为何。法源理论下,法律渊源分为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清代刑事法律渊源中属于效力渊源的有律文和例文,属于认知渊源的有刑部通行、司法成案和秋审中的“实体性”规范以及被比附加减的律例。

从入罪迈向出罪:我国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的交互耦合

自1997年我国刑法专章规定企业(单位)犯罪后,通过刑法修正案不断拓展企业犯罪圈,业已形成较为严密的刑事法网。企业犯罪与企业合规,是企业不法与责任的一体两面,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交互耦合的实质属性: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质上系事后制裁向事前预防转化的回应性机制,属于企业犯罪归责原理的延伸或深化,是企业刑事归责的“否定”或“反面”。借由组织体责任论,确定企业犯罪是企业自身的犯罪,企业、企业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不同归责原则予以入罪,既能为追究企业犯罪的正当性提供理论依据,又能寻求借助刑事合规为企业“松绑”的实体法路径。有效的企业刑事合规建设,理应摒弃单纯依靠严厉的制裁手段应对企业犯罪,通过贯彻外部激励与威慑和内部自警与自监并重等理念举措,推进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向事中监督和事前防范转变。

风景名胜资源的刑法保护路径:一个三阶的分析框架

最高人民法院第147号指导性案例开辟了以《刑法》第324条第2款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先河,其意义不仅在于裁判思路上的创新,更在于对风景名胜资源刑法保护的再次确认。为了进一步厘定第147号指导性案例审判思维,化解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题,明晰生态环境领域权力和权利、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采取“对象—行为—法益”的三阶分析框架,构建风景名胜资源的刑法保护路径。在指涉对象的界定层面,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中“风景名胜”资源指涉的是生态景观而非生态景区,以维护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与风景名胜区之间刑法保护的协调性。在“损毁”行为的认定层面,采取“嵌套规制论”的适用理念,以风景名胜资源的“毁坏”为主要标准,以“价值减损”为补充,明确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边界,避免刑事认定的过分严厉。在法益价值重述层面,采取“1+X”模式归纳风景名胜资源的法益价值特征:其中“1”指代风景名胜资源的基础的、原始的生态法益特征,“X”指代风景名胜资源作为自然、人文遗产所蕴含的文物法益属性,其下又分为生物法益价值、启智法益价值、审美法益价值与经济法益价值。不同的法益价值类型对“严重损毁”的刑事认定有不同意义。具体而言,风景名胜资源的生态法益、生物法益、启智法益(科学研究价值)遭受“毁灭”,启智法益(科普价值)、审美法益受到“价值减损”,是刑法启动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条件;风景名胜资源的经济法益不影响刑事违法性判断。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对话:以刑事合规问题为中心

企业合规是多学科交叉问题,需要学科之间的充分对话。就刑事合规制度而言,在合规从宽的正当性基础、实践方案、合规全流程理论等方面,都存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沟通不畅的问题。就合规从宽的正当性基础而言,公共利益衡量、法益恢复、罪责自负、有效犯罪预防以及替代性刑罚等理论方案都仅有政策上的依据,因缺乏规范性而不宜作为合规从宽的正当性根据。对合规从宽的理解,还是要回到量刑理论本身。就具体的实践方案而言,无论是刑事实体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为分离追诉提供制度支撑。自然人犯罪案件的合规整改范围不宜走极端,在有限的范围内,应当予以认可。就合规全流程理论而言,要明确的是,法院应主要通过行使定罪、量刑权的方式参与合规改革,与此同时,严守自身中立裁判者的职能定位。刑罚执行程序中,合规缓刑缺乏法律根据,应当慎行,但合规可以成为减刑、假释的判断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悔改表现的判断因素,还是作为公共利益维护的判断依据,都应当严肃、科学地加以评估,避免合规从宽被滥用。

法益恢复理论视域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建构

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治理中面临着自身属性较为复杂难以追诉、刑事治理在主体认定和后续治理存在困难和现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存在立法与实践缺憾的司法难点。法益恢复理论侧重于事后修复,可以适用于环境犯罪治理,其因与企业刑事合规存在理念上的契合而可以进行结合适用。在未来环境犯罪刑事合规的模式构建中,应首先考虑法益恢复程度和其他因素,明确适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适用底线,同时推广涉及心理契约模型的多元共治理念作为建构思想,从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分别从人大、检察院、法院的不同主体和立法、公诉、审判的不同阶段出发,综合开展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制度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