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责任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分配,特别是创设了国家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侵权的调查权,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在不存在行政或者刑事违法的情况下仍需参与和介入,突破了过去高空抛物、坠物依靠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高空抛物这一概念出发,探究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民事责任的划分,深入探索该类案件中的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机制。

《民法典》高空抛物规则价值意蕴与适用重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1254条“高空抛物规则”吸收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第87条“补偿责任”规则的同时,又以增加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与公安等机关介入条款,对原有的高空抛物规则作出了实质性变更,实际上放弃了先前《侵权责任法》在高空抛物问题上的强调救济功能的立场,转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更大化以及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平衡实现。基于此,高空抛物规则的适用要点也需要根据其价值意蕴的改变而获重塑:明确补充责任在先、补偿责任在后的责任担当次序,同时拓展“补偿责任”规则细化的空间,并明确公安机关为解决民事纠纷介入调查与实施治安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的区分。

论积极刑法观下高空抛物罪的扩张与限制

积极刑法观主张刑法应对社会潜在危险作出提前预防,高空抛物罪就是积极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天然具有潜在的扩张风险,一旦扩张将会引发泛刑化问题,无形中还会虚化民法的力量,激化社会矛盾,造成非良性循环。为应对高空抛物罪潜在扩张风险,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向探索限制高空抛物罪扩张新路径:一是程序法方向的“高空抛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二是实体法方向的“民刑行分层共治模式”。

论高空抛物侵权中公安机关的调查权

公安机关在高空抛物侵权案件中行使调查权,有利于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具有正当性。该调查权属于公权力,具有协助性、程序性、范围特定性的特点。公安机关在行使调查权时,可能面临与其他调查权竞合、调查内容不明确、法律效果规定模糊等困境。应严格区分公安机关的各类调查权,明晰公安机关调查权的内容,明确界定公安机关调查权的法律效果,完善公安机关调查权的保障措施。

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法律责任——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为中心

高空抛物曾是我国社会和法学上关注的重要热点之一。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没有使用高空抛物的范畴,而是使用“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表述。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加规定了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的含义范围比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含义范围大。民法理论中通常使用的高空抛物并不能与刑法中的高空抛物等同,其含义在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规定与法律事实之间、法律规定事实与社会生活事实之间并不完全吻合。高空抛物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各自有不同特点,所适用的条件具有范围区别。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责任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责任也具有不同的法律事实根据。加强和完善对高空抛物恶行的综合治理,除刑事、民事法律责任外,还需要填补行政法律责任;另外民事责任上也需要更加深入细化,如可以由填补性赔偿增加至惩罚性赔偿,责任人范围上可由可能加害人拓展为直系亲属的连带责任。

高空抛物的情形及刑法适用争议问题探究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第二款关于高空抛掷物品“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规定,涉及诸多争议问题:高空抛物行为能否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如何理解高空抛物罪保护的法益?高空抛物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成立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法益是高空抛物行为刑法适用的客观基础,造成的危害后果、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与否,是高空抛物行为刑法适用需要具体考量的因素。高空抛物行为产生公共危险的,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分别成立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不具有危险但情节严重的,成立高空抛物罪;具有特定危险且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成立寻衅滋事罪。

公共法益视域下的高空抛物罪边界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高空抛物罪为扰乱公共秩序类犯罪,与先前的司法解释将此类行为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不同,且该条文对犯罪成立条件的叙明较为模糊,导致实践中存在对高空抛物行为适用罪名混乱的状况。明确公共秩序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间保护维度不同、前者为后者之屏障的关系,厘清构成要件中“高空”“抛物”等要素内涵,才能解决高空抛物行为定罪不当的问题。

民事高空抛坠物案件中公安机关调查权的实证研究

为守护“人民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在民事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的及时调查职责。然而通过类案检索,发现在实践中此类案件存在着调查措施性质认知不一、调查权行使范围不明晰、调查权退出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公安机关在此类案件中的调查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协助民事权,体现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在强化受害人救济、缩小可能加害人范围等方面具有正当性。在民事高空抛坠物案件中,公安机关的调查程序不应作为补偿之诉的前置程序,调查权行使规则可参考《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调查主体、调查期限、调查结论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高空坠落的动物致人损害的法律适用——以三个相似案例为对象

《民法典》第1254条对高空坠物致人损害的问题做了一般规定,但当坠落的物体为饲养的宠物时,司法实践中存在以《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案来定性并适用法律的情形。如果该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不明,更增加了法律责任认定的复杂性。坠落的宠物因为不满足“动物危险性”的要件,所以仍然应当以高空坠物案来认定;当饲养人或管理人不明时,可能的加害人承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人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二者之间并非连带责任的关系。

高空抛物责任承担的经济学分析——由可能加害人实施补偿的合理性

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高空抛物由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并实施补偿。该规定的合理性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学者认为现有的法学理论支撑不了该规定。但是,采用经济学理论对高空抛物责任承担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由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并实施补偿的法律规定能够有效地减少高空抛物行为,提高社会福利。该法律规定具有其内在的经济学合理性,是现有条件下最具社会效率的制度安排。

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兼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性质不是侵权责任,也不是公平责任,而是道义补偿责任。该道义补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受到"建筑物"、"抛掷物"或者"坠落物"和"难以确定"三个方面的限制。其责任限制又主要通过抗辩举证、数额确定及责任分担来实现。另外,建议将该道义补偿责任纳入强制责任保险的范畴,并由法定责任主体通过物业费代为征收的方式予以缴纳。

《民法典》高空抛物坠物责任新增规则评述

《民法典》第1254条第2、3款规定的"情形"是指"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第1款第2句分号之后的"侵权人",应该理解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第1款标点符号使用存在瑕疵,第2句的"分号"应该改为"句号",而该句的"句号"则应该改为"分号"。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作限缩解释。公安等机关"查清责任人",既包括查清"具体侵权人",也可能经调查仍然未能确定具体侵权人,但查清了第1款规定的"补偿责任人"和第2款规定的"补充责任人"。"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安全警示、宣传和教育措施,消除危险措施和高空抛物坠物来源监控措施三个方面,但作为信息积极提供义务的高空抛物坠物来源监控措施,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建筑物管理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情形,既包括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也包括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但具体侵权人逃逸或者无法完全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在抛掷物致害情形下,补偿责任人的追偿权并不减少受害人向具体侵权人寻求赔偿的金额,以达到惩罚的目的。"补偿责任人"优先于"补充责任人"追偿,但劣后于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

重物高空坠落撞击多层钢筋混凝土楼板的仿真计算分析

本文针对重物高空坠落高速撞击钢筋混凝土楼 (屋 )盖时的结构损伤分析 ,根据弹塑性靶板理论以及动能守恒定理提出了一种计算板及周边梁中内力的简化手算算法。计算结果和现场实测资料吻合 。

共同危险行为与高空抛物之区分

高空抛物不具有行为的可控性,不能构成侵权法意义上可追责的"行为",因此不应由建筑物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在共同危险行为制度中,参与人如果选择参与行为,那么就有了主观上的过错,从而具有了道义上的可责难性以及法律上的可归责性。从本质上分析,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由侵权法调整;而高空抛物行为不应纳入侵权法调整的范畴,属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城市高空抛物行为的本质与权利救济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和即将实施,对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有了统一的法律依据。要有效遏制该类行为,救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应忽视高空抛物行为的本质属性。应探究刑事法律规范的应有途径,督促法定机关履行职责,从而明晰法律责任,反思相应的权利救济渠道。

高层住宅建筑高空抛物问题的法治化治理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高层住宅建筑高空抛物事件日益增多,公共安全风险随之增大,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目前我国社会民众对城市高层住宅建筑高空抛物危害认识不清,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善,部门权责不清,高层住宅建筑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致使治理难度相当大。需进一步加强高空抛物安全防范知识宣传普及,细化相关法律规定,多部门综合治理,以法治化手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关联性罪名的司法适用

关联性罪名的高频适用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的最大特色,作为关联性重罪袭警罪的适用,对"暴力"做相同理解的前提下,可以与妨害公务罪完全区隔,但是袭警罪的适用需要考虑警察执法的特殊性,在执法强度过当、执法程序重大瑕疵的情况下,有可能排除袭警罪的适用。作为关联性轻罪名的高空抛物罪仍应包含对公共安全的破坏,否则将完全挤压了治安处罚的空间。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对公共安全的理解应做具体危险的解释方向才能真正化解修法之前对此类行为定罪的批评。

高空坠物中多元化保护救济受害人的反思

针对高空坠物中加害人不明时的困境,《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为受害人提供了救济,其立法意图值得赞许,但细究之下并不符合法律逻辑。同情弱者和维护公共安全只是关于制度目的的解释,却不足以支撑其正当性。该条款采用的制度路径实质上是行为推定,但行为推定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理。有效解决这类问题或许要跳出侵权责任法,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救济途径。

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民事责任分析——兼评《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

近年来城市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屡见不鲜。对这类侵权事件的处理有必要予以重视。在明确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概念和性质之后,进一步对于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进行分析。现行遵循侵权责任法八十七条来解决此类问题存在明显的缺陷,现就此提出完善现行法律救济途径和设立高楼抛掷物侵权救济基金的建议。

高空抛物罪的司法适用探析

高空抛物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高空”要素频繁被架空、对所抛掷物品的危险性要求过高、对行为“情节严重”说理不明等问题,本罪的保护法益不是公共安全,而是公共场所秩序。并且,对于“公共场所秩序”这一集体法益有必要还原为个人法益;本罪的归责模式既不是实害犯,也不是危险犯,而应是情节犯;本罪的构成要件亟需进一步明晰,包括本罪的犯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及“情节严重”的内涵。对于高空抛物行为的罪数问题,应重点关注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以及本罪与其他致人伤亡犯罪的想象竞合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