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相用”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美学“天机”观

“天机”最初用于中国道家哲学,后被文艺家发挥。中国美学“天机”观经过历代文艺学家发展,可总结为本体、现象、作用三个角度,这恰好与佛教“体相用”思想相契合,“体”为艺术创作的本体,“相”为艺术作品表现形式,“用”为艺术作品的传“道”作用。艺术家与欣赏者通过艺术作品对“道”体悟与交流,“天机”在艺术创作、艺术交流与个人体悟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在“体相用”思想的视角下,中国古代美学“天机”观构建了一个以“道”为基础的艺术世界,其内在逻辑为“道”→“天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蕴含“天机”)→“天机”→“道”。

中国古代法象思维研究——兼论法象思维、体用论与理一分殊的相互关系

追寻真理的思维方式是逻辑学诸原则,而明悟道的思维方式则是法象思维。法象思维中的"法"与"象"最主要的含义是"效法",这个"效法"既可以是形象的效法,也可以是概念的抽象系统之间的效法。法象思维强调的是关系,而非实体。法象思维、体用论和理一分殊虽然有着历史的进化过程,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后者可以完全取代前者,我们会发现,这三种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是支撑起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意义系列。

熊十力对大乘空宗的解读和吸收——以“性相”与“体用”为核心

熊十力对大乘空宗的吸收基于他对"空"的理解,认识到大乘空宗归于"寂灭"的理论后果,转而在大乘空宗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将"寂灭"义的"性"转化为"即寂即觉"的"体",将"性相"的隔绝关系转化为"体用不二"的本体论。这一转变与他早期对"真幻"问题的思考一致,"性相""体用"皆是"真幻"问题的延展。

从相火“体”“用”探讨内伤热病的病机与辨治

“相火”是内伤热病辨治的关键,相火的本质是元阳元气,位置在肾间命门,各脏腑皆有,是生命活动的基础能源。“体用之辨”是中国哲学的常用范畴,“体”为根本、本体;“用”为实体发挥的作用。相火的“体”与“用”关系对认识内伤热病的病机与辨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内伤热病发病之本在于相火之“体”元气虚损,相火异常是内伤热病的核心致病因素,各种发热的表现都是相火之“用”。内伤热病的病机主要包括元气虚损,气火之变;阴精虚损,水不制火;元阳虚损,相火离位等3个方面。内伤热病的诊疗应注重调中宫而除热、益精血以制火、温肾命而摄火,重视甘温、甘寒类药物和温补扶阳类方剂的使用,灵活运用滋补方药。

儒家乐教中的感应原理——以《乐记》与《周易·咸卦》为中心

关于感应思想的研究近年已经拓深到中国哲学和宗教学学科的建构领域,但儒家乐教中蕴含的感应原理却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彰显。立足《乐记》文本,并藉以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体系中的“体相用”概念框架,可以体系性地呈现儒家的乐教思想:乐教之体为天地之和,乐教之相为礼乐之文,乐教之用为天下皆宁。在与《周易》咸卦义理相比照的视域下,儒家乐教体相用的三个维度分别彰显了感应原理的必然性、运行机制及气化功能等多重意蕴。

《礼记·乐记》中“情”之意蕴阐微

《乐记》历来被视作儒家礼乐文明的重要典籍。"情"作为贯通"修身"、"伦常"、"天地"的枢纽和基础,是我们理解《乐记》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乐记》中,"情"至少有"天地之情"、"礼乐之情"、"人情"等三个内涵:"情"从天道而言是"情实";"情"从人心而言是"人情";而礼乐"管乎人情",是沟通"天地之情"与"人情"的枢纽。《乐记》中"情"的三个维度,在理论内部各自成立的同时,彼此之间又浑然一体,可以使用"体、相、用"这一中国传统哲学范式来澄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情"是"乐"的内核,而"乐"又是"情"的彰显;而且,"情"之意蕴的三个维度与"乐"的"体、相、用"又呈现出大致对应的关系。总之,对《乐记》中"情"之意蕴三个维度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乐记》中"乐"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窥测中国传统文化早期"情"论的个中三昧,也有助于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

船山哲学中的整体观念及对其诗学的影响

船山诗歌整体观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船山哲学中蕴涵着一种求"一"、求"全"的特性,主要表现为"一元之气"的本体论、"一以贯之"的诠释方法以及"体用相函"的思维模式。船山诗论中的"一气"说和"一色"说,深受"气一元论"的影响;而诗论对"一意"、"一情"和"一景"等的追求则可溯源于"一以贯之"的方法论;船山诗论中对诗歌整体音乐性的推崇则暗含"体用相函"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