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方言的源流关系刍议

天津方言属于冀鲁官话,从共时平面和历史比较来看,其底层与周边方言一致而与安徽淮北地区的方言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关的历史文献及移民资料不支持天津居民来自安徽宿州、固镇一带的说法。因此,天津方言不是移民方言,它是在其底层方言的基础上受到北京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的影响渐次形成的。

天津方言的吞音现象

华北官话区的京津一带,在比较随便的场合,本地人说话常出现含混不清的一种状态。这种现象我们沿用外语教学界的术语“吞音”来指称它。到目前为止,从语言学角度来描写、分析北方话中吞音现象的报告并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天津方言吞音现象的描写以及分析来加深对这个语言现象的认识。通过调查发现,吞音现象虽然含混,但仍可听辨与记录;看似混乱无章,然而内中不乏规律性。本次调查纪录了570多个的三字组与四字组的口语常用的词语。天津方言的吞音最常见的是三字组的吞音。在吞音状态下,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第二个音节,其次是第一个音节,最末音节最稳定。吞音是一种共时音变,是语流音变中出现的一种弱化形式。吞音现象在生成音系学上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天津话上声的两条“变调规则”辨析

黄良喜等人近来提出天津话上声在阳平和去声前变为阴平。运用Praat软件,对天津话两字组中上声在阳平和去声前的表现进行了声学和听辨实验。实验表明:天津人根据上述二字组中这两个声调的细微差别能够做出比较正确的分辨,从而证明上声在阳平和去声前没有变为阴平。

天津方言里的吞音与变调

文章介绍了天津方言二字组连读变调的六个规则及吞音现象的两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实例讨论了吞音-变调关联的现象与实质。通过对吞音条件下变调结果的分析得知,不论是音节删除还是音段删除,都必须发生于变调之前。另外,通过对吞音-变调关联的研究发现,介音属于声母的说法只限于声母位置的辅音为[t、th、]的音节。

连读变调的方向性及串行优选论下的解决方案

连读变调的方向性是指作用在两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在应用于三字组或三字以上结构时,其运用顺序或方向会出现不统一的现象。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天津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变调方向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对标记性结构修复模式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声调稳定性与声调异化制约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串行优选论弥补了经典优选论的不足,从而能够描述和分析天津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

天津话“儿化”现象分析

分析了京津两地方言儿化韵的异同,指出鼻化儿化韵极少以及[■r]和[ar]的对立是天津话儿化韵的特点;运用非线性音系学特征几何的分析方法解释了天津话儿化韵的派生过程。调查结果显示,天津话儿化韵有变异的趋势,新派倾向保留鼻化特征。

天津话研究述评

天津话属于冀鲁官话区保唐片天津小片地方语。1980年代以后,天津话研究总的发展趋势是:从以语音研究为主扩展到词汇和语法研究,语音从单音字研究向语流研究发展;词汇开始与文化研究结合,语法从综合性简介发展到专题研究;研究方法不断改进,新技术、新理论得到应用。但是天津方言研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研究上不平衡:语音研究比较深入,科学性较强,既有对语音现象的描写,也有对语音热点新理论的阐释,同时还有实验方法的介入;词汇方面的论著缺少国际音标的注音,考本字工作比较欠缺,因而科学性、严谨性大打折扣,质量有待提高;语法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拓;不管是对特色语法现象的挖掘,还是全面系统的描写,不管是范畴研究,还是比较研究,天津方言语法研究都需要努力;基于语言地理学、语言类型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的天津方言语法研究等工作也都需要我们去努力。

基于语义图模型的天津方言的“可”

汉语"可"是一个多功能语素,在各方言中的具体表现有一定差异。文章在语义图模型理论的视角下,详细描写了天津方言"可"作为动词、助动词、副词、介词和连词的具体用法,指出其语气和语音特点,同时对"可"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构拟出天津方言"可"的语义图模型,从而清晰地显示出天津方言的"可"与其他方言间的联系与区别。

天津话与北京话轻声词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基于对不同年龄段的8位天津人所发的136个轻声词的听辨分析,发现在北京话中读为轻声的一些词在天津话中常不被读为轻声,并对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初步讨论。

浅谈天津“建卫”以来历史文化及语言因素对声乐发展的影响

天津素有歌唱家摇篮之称 ,从上个世纪 30年代至 80年代出现了很多歌唱家 ,天津出好嗓子、出歌唱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本文从天津“建卫”以来的历史文化及语言因素阐述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对声乐发展的影响。

候选项链理论与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研究

候选项链理论以体现连续语音变化的候选项链取代单一的语言形式,对天津话方向性变调问题的动因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无法对构成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的7个变调类型涉及的有效候选项链进行完整的预测和分析,在PREC制约条件的拟定方面也遇到了理论困境。针对这种情况,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候选项链形式的渐变性、和谐性提升与PREC制约条件的限定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天津方言的小称

汉语方言小称的表达手段比较丰富,不同方言小称标记的使用情况不一致,即使是同一种标记,不同方言的使用范围、能产性也有一定差异。文章对天津方言的小称情况进行了研究,对小称的表达手段和语音形式进行了描写,并就小称特点予以讨论,认为天津方言小称表达形式比较简单,形容词"小"是重要的词汇手段,语法手段以词缀为主。词缀手段表现为"儿"缀、"子"缀、"头儿"缀和"老"缀,不同词缀的功能分布具有一定互补性。

天津方言词语词源探索及语用分析

天津方言风格独具,韵味浓郁。本文结合天津地域文化特点,对"卫嘴子"、"白牌儿"、"人五人六"、"惹惹"、"shun鸟"、"膀大力"、"歪脖蜡"、"鸟食罐儿"、"大尾巴鹰"、"套白狼"等典型的天津方言词语,进行词源理据和语用特点的探索分析,以显示天津方言文化的基本特征。

论天津方言岛的形成因于淮军

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对天津方言发源于固镇话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天津虽得名于六百年前的朱棣,"燕王扫北"或有一些凤阳一带的人曾居留于天津,但六百多年的语言变化,不可能使并不闭塞的天津和一直生活在皖北尤其是固镇的人语言变化同步。基于对天津与合肥方言异同之处的比较,通过对淮军主要由合肥周边人组成且长期驻扎天津,占当时天津人口比重很大等一系列史实的考察,指出"天津方言岛"的形成主要是因于一百年前的淮军的影响。

去去连读变调规则:社会语言学变项

天津话中的四条连读变调规律一直被认为是音系上的要求,在没有轻声和重读的情况下,规则一般都会体现。而天津话是不断变化的。在天津市河东区随机调查中以分类取样的方式抽取出104人的录音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去去变调的运用与说话人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性别都有密切的联系,天津话中的去去变调已成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项。这一变化的原因与普通话的影响和社会进步有着一定的关系。

优选论制约条件体系的全应效用和局部效用——从天津话的连读变调看OT语法的预测力

作为对生成语法的发展,优选论延续了对形式的描写及对普遍规则的探究,同时也摆脱了生成语法无法摆脱的局限性。指出:这种实证上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优选论制约条件的分合来加以解释和说明。从这一点上看,优选论既可以界定语言的总体类别,也可以说明语言内的变异情况,因而具有诸多以往音系学理论无法比拟的优势。

清代京津冀方言词概况——以史梦兰《燕说》为参照

记录清代京津冀方言词的著作比较多,主要是专著和地方志。清代京津冀方言词类别多,涵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方言词之间的关系密切,区域内部的方言词共同点比较多,跨区域的方言词之间有差异,但共同点大于差异。方言词有些沿用到现在,有些则退出现实交际。

重读《河北方言概况》《河北方言词汇编》——兼谈天津地区方言的地理学研究

《河北方言概况》和《河北方言词汇编》是在20世纪中叶河北省方言普查工作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两部著作不仅对河北方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天津地区方言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共同开启了天津地区方言的区域研究,对地理语言学研究亦具有促进作用。

论天津方言声调演变的几个问题

天津地处水陆交通之要津,毗邻北京、河北,临海相通胶辽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津文化更具兼容性,而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彰显了这种包容特色。天津方言的声调就演变规律来看,与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保唐片一致,而调值小有差异,表明天津方言的声调系统既保留了冀鲁官话的底层特征并受其制约,又经历了北京官话、胶辽官话的辐射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强烈影响,因而在共时平面上叠置了不同的层次。但天津方言始终与周围方言保持着密切接触,处于同步发展的过程之中,移民对天津方言的发展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天津方言连读变调研究实验报告

天津方言研究中"连读变调"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门和待解决完善的谜题。笔者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以天津市老年、中年、青年三代人为调查对象,南开区、红桥区两个区为调查区域,在年龄和区域两个方面,对天津方言连读变调的语音差异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