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学术价值探讨

"物哀"论是本居宣长倡导的诗学理论,也是一种褒贬不一的文学思想。其中包含着本居宣长极力排斥和反对中国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在中日学界,有学者赞赏其挑战中国"劝善惩恶"文学观的胆识;有学者批评其"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有学者惊讶其对日本文学的广泛影响力;也有学者痛斥其是将日本社会引入歧途的首恶凡例。客观地看,本居宣长"物哀"论堪称反观中国文论的重要参数,其局限性在于歪曲中日文化交流的事实甚至杜撰历史。该学说留给学界一个警示:应该平实而公允地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当下全球化人文交流的大背景下,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

“伯牛有疾”现象探析

孔子在探望其德行出众却罹患"恶疾"的弟子伯牛时,曾发出"斯人斯疾"以及"亡之,命矣"的慨叹,伯牛因此被后人视为行善而遭祸的典型。世人在言说"伯牛有疾"时,通常将其与"颜回短命"、"子路菹醢"、"子夏失明"等相提并论。它们折射出的哲学省思是:天道是否定然福善祸淫,人的穷达寿夭与德行究竟有无关联,如何审视所谓的"天命"对于世间人事的影响等。在此意义上,"伯牛有疾"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孔子乐天知命、不怨天尤人、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的人生态度,正是对"伯牛有疾"现象最为积极的诠释。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魂灵托梦现象

古代文学作品中,魂灵托梦现象频频出现,故事俯拾即是,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文化心理的不同,决定了魂灵托梦故事的文化层面,作家利用虚幻的艺术手法,以魂灵托梦形式抨击社会上的丑恶,赞扬人间的善美,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论中国民间宝卷中的道德规劝

道德规劝是民间宝卷的主要目的,以劝善戒恶、宣传孝道为主题的道德规劝是民间宝卷的鲜明特点。民间宝卷中所表达的道德规劝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表现出复杂的特征:它既与宗教的教化活动相结合,又有着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它既基于生活需求追求现实功利目的,又体现出超越功利的娱乐性特征。这种道德规劝融合了民众长期现实生活经验和民间社会人际关系调节经验,是民众自觉的集体性的道德完善行为,体现广大民众朴素的道德理想和生活信念。

裕固族爱情故事《神箭手射雁》的“善-恶”叙事

裕固族民间故事《神箭手射雁》,貌似戏剧性的爱情故事,实则不然。借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分析法,不难发现:"惩恶扬善"是这则故事的核心主题,"善-恶"二元对立是其深层结构。这种对立在裕固族民间文学中十分突出,形成了裕固族民间文学"善-恶"对立的基本叙事结构。究其原因,既与裕固族长期信仰佛教相关,也与讲述人"以善为美"的审美理想紧密相连。为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完成善-恶叙事,叙述者又不断借用巧合、对比等多种具体叙事技法。

惩恶劝善以传无穷——论唐代古文家写作传记的宗旨

唐代散传文学的兴盛和古文家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兼具文才和史才的古文家们一方面秉承史传的传统,力求“惩恶劝善”;另一方面,他们又重在抒发个人的情志,敢于“不平则鸣”,以使文章能永传无穷。由此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

浅析《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模式

以劝惩为旨的《阅微草堂笔记》其叙事尚质黜华,不加雕饰,从容有致。其文本飘移在实录与虚构的夹缝之中,折射着虚实交织的叙事特征及独特的多层性的叙事框架。

扬善惩恶是格雷戈里史学思想的亮点——兼谈《法兰克人史》的时代思维问题

格雷戈里撰述《法兰克人史》时有二个理念,那就是迷信基督教和扬善惩恶,扬善惩恶成为《法兰克人史》的特色。从宗教思维出发,格雷戈里表现出一方面好善乐施,另方面又疾恶如仇的心态。从而在《法兰克人史》书中存在大量的扬善惩恶文字。爱恨既出自于个人因素,也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格雷戈里的爱憎既来自于他对宗教的虔诚心理,又融汇于当时社会的时代思维,时代思维决定了格雷戈里的思维内容与定势,格雷戈里扬善惩恶思想是信仰上帝的正义审判时代思维在《法兰克人史》史书的回响与应映。信仰上帝的正义审判时代思维正是法兰克王国新生产力与社会文明的反映,这个时代思维有一定的进步性。尽管《法兰克人史》有宗教的唯心性,但扬善惩恶史学思想有积极意义,不啻为是书的亮点。教会史学是世界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为人类文化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

志怪之胤:论日本近世怪异小说家浅井了意的跨文化翻案

假名草子集《伽婢子》是首开日本近世怪异小说先河之作。浅井了意吸收了明朝"剪灯"系列小说和其他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的精髓,将中国的怪异题材、故事情节与日本历史、文化巧妙融合,成功地进行了翻案。《伽婢子》之所以能引发日本近世"怪异"文学的潮流,不仅在于它源自域外中国,带有异国风情,更在于浅井了意为近世怪异小说的创作树立了典范,这也成为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一例。

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刑法伦理学”提出之初步构想

刑法与道德是有内在联系的,通过分析刑法的伦理品性,可以看到“惩恶扬善”的道德理念是刑法与道德的共同价值追求,这表明了刑法与伦理学“相遇”的必然性。这为追问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为“刑法伦理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明清小说批评家论小说的社会功用

明清之际,随着小说的繁荣,中国小说理论也发展至鼎盛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关于小说社会功用的论述着力尤多。小说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被充分推崇和肯定,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歧路灯》的“大团圆”结局

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普遍存在着“大团圆”结局模式。对此现象,人们一般都持贬斥态度。同样,小说《歧路灯》的“大团圆”结局也遭到大多数论者的否定。然而从李绿园的文学观、创作目的、生平际遇以及小说的行文逻辑等方面来看,这样的结局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并苦心经营的,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别样审美——裕固族爱情故事《神箭手射雁》的善—恶叙事

裕固族民间故事《神箭手射雁》,貌似戏剧性的爱情故事,实则不然。借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分析法,不难发现:"惩恶扬善"是这则故事的核心主题,"善—恶"二元对立是其深层结构。这种对立在裕固族民间文学中十分突出,形成了裕固族民间文学"善—恶"对立的基本叙事结构。究其原因,既与裕固族长期信仰佛教相关,也与讲述人"以善为美"的审美理想紧密相连。为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完成善-恶叙事,叙述者又不断借用巧合、对比等多种具体叙事技法。

论仲长统的行政管理思想

仲长统为汉末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其行政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分封的行政权力论;“政在一人”的行政体制论;以刑助德、法有变复的行政实施理论;“选用必取善士”的人事行政理论;“复井田”、提高税率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等。

《唐律疏议》“德主刑辅”立法思想和儒家人性论关系探析

《唐律疏议》由十二篇构成,《名例律》居诸篇之首,共六卷,五十七则律文,其内容涵盖了唐律的立法理论和基本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名例律》关于立法的思想,人性学说是儒家哲学体系架构的逻辑前提,于是唐律立法理论宏观上以儒家人性思想为基本前提,并且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中贯彻了儒家的人性思想,儒家坚持人性经教化可以从善弃恶的观点,所以,唐律立法理论关于德礼与刑罚的价值取向是德礼为主,刑罚为辅。

浅析子产的依法治国之道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激荡,天下大乱。郑国执政子产,审时度势,率先提出了:“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依法度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以求灭灾役、愈创伤、图生存、谋发展,为此,他铸刑彰法,崇德尚罚,改税励贾。这其中既有“罪刑法定”的成份,也有“宽猛相济”的因子,又有“经济法制”的元素。因而它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贯彻党和政府“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国内经济法制与国际经贸法规科学对接,不无借鉴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