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治观的法理意蕴言说

“以理治国”是朱子重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在朱子理治世界里,作为治国之“理”天然地具有先验性、普适性、永恒性与在先约束性的高级法特征,能够为治国理政之道提供规范和指引;“存理灭欲”构成了“以理治国”的德性根基和价值导向,其基点主要是为“理治”主体--包括君师在内的“上之人”设立的道德约束规范与政治伦理准则,而不是一般民众。这是扣好为政者廉洁奉公的“第一粒扣子”,能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历史文化支持。

王夫之诗情论辨正

"诗道性情"是王夫之全部诗学理论的起点与核心,它植根于深厚的人性论基础当中。人性论中的"善/不善"、"诚/不诚"、"性之情/物之情"、"隐/显"等二分对立视角,成为王夫之辨析诗中之"情"的主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王夫之将诗情之辨又细化为"白/匿"、"贞/淫"、"诚/袭"、"裕/遽"、"道/私"等多种维度,分别从显现性、节制性、真实性、从容性、调节性等方面廓清了诗中"性之情"的确切内涵。"性之情"实际上是王夫之对于"诗情"的一种理想化确立,这一范畴的标举及其含义的明确,使王夫之诗学中的情本体有了清晰具体的价值指向。

“理欲之辨”与清初理性精神的复归

从宋儒到晚明先锋派文人再到清初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人们之于理欲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清人不仅纠正了宋儒"理欲对立"的错误,同时也批判了晚明士人在欲望上的过度放纵;既不赞成明人的"弃理从欲",同时也反对宋儒的"存理灭欲",而是主张在"以理节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理、欲调和。克服"唯理"或"唯欲"的偏激而更趋向"理欲兼顾"的中庸,"理欲之辨"也由此被逐渐导向了富有理性精神的合理化方向。

以道导政:朱子“共治”思想探究

朱子“共治”思想的旨归是天子和臣下共同拥有治理之权,儒家士大夫在天子行政时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可以主动地参与到治理天下的政治活动当中,成为其中重要的参与者。朱子对自己的政治角色有着明确的定位,那就是要做可以共享治权的士大夫,同时要发挥“道统”的作用,以“政治导师”的身份对“政统”进行引导。朱子通过“格君心之非”的方式促成自己“共治”理想的实现,但是天子却希望可以“独享治权”。在现实政治面前,朱子通过修身成德和教化士人,力图通过“以德抗位”的方式矫正天子的道德,推进政治体制的良性发展。

休谟主义、欲望与实践承诺

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被认为对我们的实践理性或者理性能动性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乃至不相容的解释:休谟主义被认为不仅得出了一种关于实践理性的怀疑论,而且也对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造成威胁,相比较而论,康德主义则被认为维护了实践理性的"自主"地位和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本文旨在表明,一旦我们澄清了休谟主义的两个构成要素——它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说明以及它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基础地位的强调——的本质和地位,并给予康德伦理学以一种适度的"自然主义"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义地缓解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被认为存在的张力。本文也试图表明,放弃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的、基础主义的探讨,转而采纳一种以实践承诺为核心的语境主义探讨,或许是值得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