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诱因及实践策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背景下,基于技术嵌入理论,以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从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视角切入,发现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虽然呈现出智能化创新,但也衍生出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替代、社会治理过程的价值失衡和社会治理权责的边界模糊等风险。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过度智能依赖引发主体危机、技术理性宰制造成价值危机、传统约束失效导致监管危机是形成社会治理风险的重要诱因。为此,要以培育人才为支撑高扬主体性、以驾驭技术为手段凸显价值性、以完善制度为保障强化法治性,打造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共治格局,将智能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切实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面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治理场域,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还需进一步处理好赋能无限与应用有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滥用与权力监管、数据隐私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论老子“不以知治国”的思想

为了研究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通过文本细读法细致检视了老子关于权力"以知治国"(恃理性治国)偏好的论述,挖掘了老子"不以知治国"的主张,认为老子发现了掌权者有理性主义的天然偏好;在老子看来,对治道的任何一种表述都不可能是治道本身;政府的理性对它所治理的社会具有恒定的无知性;对已成大患的"问题"宜采取"顺势疗法",但最好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从一开始就给民间给个人以足够的自主空间。

曹操的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唯才是举”是曹操的用人方针;“选将量敌”是曹操的用人艺术;“褒亡厚往”是曹操的激励手段;“赏罚分明”是曹操的管理原则。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政府治理“理性”与法治

在法学的视域中,作为法律程序的参加者的政府也是"有理性的使自我利益极大化者","理性"同样是政府的一种行为模式和特征。政府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以法律理性依法行权;政府参与共治,应以"和谐共促"的价值理性作为基本导向,以"增量计算,效益最优"的技术理性为效益标准。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应充分运用法律理性以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充分发挥价值理性以实现"和谐法治"目标;充分发挥技术理性以实现"善治"的治理模式。

内部理性化和外部依赖性:德国“新掌舵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理性主义的改革取向和法治原则的外部依赖是德国行政改革过程中两条主线,因而德国的行政改革往往呈现出內部理性化和外部依赖性相统一的运作逻辑。20世纪90年代,由于两德统一后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等困境,德国地方政府以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指导,掀起了"新掌舵模式"的改革运动。该模式经历了以政府內部组织结构改革为主的內部导向和以政府与公民关系塑造为主的外部导向两个內部理性化阶段。但受到德国宪法一国家秩序传统影响,新掌舵模式具有很强的外部依赖性,具体包括合法性依赖、功能性依赖和理念性依赖。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渐进式的行政改革历程同样表现出理性化和外部依赖特征,德国的行政改革逻辑为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