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的历史记忆与经典化——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等对经典形成的意义

经典首先在于自成,同时也得益于文坛的认可和推助。元好问终成金元之际一代文宗和经典作家,主要来自其丰赡的创作成就和影响力,亦俾众学者归仰和文坛名流推崇。其中,郝经所撰《遗山先生墓铭》等文即起到重要的建构和传播作用,历来为后世方家所看重,包含有诸多史学材料和诗学批评内容,至今仍是研究金元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再论秦汉“弃市”的行刑方式

史学界对秦汉"弃市"的行刑方式是采用斩首之刑还是绞刑,仍存争议。这两种观点相应的证据材料多在东汉以后,据此较难厘清秦汉时期"弃市"刑的实质。在对益阳兔子山九号井第三·二号秦牍"刑杀"一词释读的基础上,可知"弃市"刑早期分为刑杀于市与弃尸于市两个要件,后逐渐提炼固化在"弃市"这一刑名中。由此,放马滩《墓主记》所记载的"弃市"刑中,"弃尸于市"的"弃"是指抛弃,而非杀。

司马迁墓祠文化述论

自西晋以来,韩城司马坡上的司马迁墓祠千百年来历代维护,沿革有序,祭祀不绝,文人凭吊,官民祭奠,赞颂盈耳,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圣地,形成了彪炳千古的墓祠文化:墓祠祭祀文化、墓祠碑石文化、墓祠诗赋文化、墓祠精神文化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这种担当与奉献精神,让司马迁墓祠成为历代文人净化心灵、文化报国的胜地。

地域性建筑创作浅探——谈江南土墩墓博物馆与江南文物工作站的创作思路

该文以一个中标项目"江南土墩墓博物馆与江南文物工作站"为例,从基本设计理念、总平面思路以及单体建筑思路三个方面来谈一下创作思路,这也体现了笔者对地域性建筑创作中所关注问题的理解。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福清黄檗山遗存僧人塔墓考

元代"荆岩禅师藏真之塔"可补寺志之缺。大休禅师墓以及"肃庵圆湛吉祥之塔塔首"等资料是研究明代初中期黄檗山佛教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密云圆悟—费隐通容—隐元隆琦三代重兴的黄檗山临济宗僧人塔墓占多数。费隐为重兴黄檗山佛教承上启下的重要僧人,其寿塔为可贵的实物资料。隐元使黄檗山临济宗走向兴盛,其东渡日本开创日本黄檗宗,"上善塔"与"隐元禅师齿发塔"遗存为其住持福清黄檗山寺时乃至中日佛教交流的重要的实物资料。慧门沛塔墓、壁立迳墓碑、若育位塔及永悦塔墓对清代黄檗山临济宗历史的研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陕西西安唐代金仙观女道士韦练师墓发掘简报

202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东兆余村发掘唐代墓葬一座。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带天井单室砖墓,出土有石构件、墓志等。墓主为唐代金仙观女道士韦练师,其入道之前是唐玄宗之子鄂王瑶的元妃,天宝九载葬于唐咸宁县毕原。韦练师墓是目前为数不多的身份明确且级别较高的女道士墓,在唐代道教考古研究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长沙市浏城桥M1的年代与墓主身份再探讨

长沙浏城桥M1发现于1971年,在简报中编号为“71·长·浏·M01”[1],在《长沙楚墓》报告中则编号为M89[2]。该墓发现较早,保存较好且等级较高,随葬品较为丰富,不仅是《当阳赵家湖楚墓》、《江陵雨台山楚墓》和《江陵九店东周墓》等许多考古发掘报告判定墓葬年代的重要参考标尺[3],也是研究楚国贵族阶层丧葬礼制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墓葬自被发掘之后,学界对其年代与墓主身份问题便给予了颇多关注。

关于虢国墓地的年代和M2001、M2009的墓主问题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主体年代为春秋早期,关于其年代上限,学术界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之初两种看法。本文持同春秋之初说,并从考古类型学方面略为补辨,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了虢国墓地铜器墓的分期归属,并对M2009虢仲墓和M2001虢季墓的墓主进行了推断,认为他们应分别是西周晚期到春秋之初的前后相继的虢国君并王朝卿士虢公鼓(虢石父)和虢公翰。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图像改动现象探析

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武安王徐显秀墓图像存在数处改动:墓室正壁墓主夫人画像右眼部位的改绘,属于壁画创作过程中的技术性调整;石墓门的两件门扇下方以彩绘神鸟覆盖青龙、白虎浮雕,则显示对原有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的完全否定。从技术和礼仪角度对上述改动现象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墓葬图像的性质,区分墓室空间与墓道空间的功能差别,揭示丧葬实践与制度条文的差异,并推测出徐显秀墓修建过程较为仓促。

战国秦陵研究

本文系统探讨了战国秦陵的墓主、选址、共性及个性特征。认同并补证了学界关于芷阳一号陵园葬秦昭王与唐太后、芷阳四号陵园属宣太后、严家沟秦陵为“公陵”、周陵镇秦陵为“永陵”的意见;提出了司家庄秦陵的墓主为孝文王、“韩森冢”的墓主为叶阳后的观点。认为秦称王后在都城西郊开辟了咸阳原陵区,随着都城向渭南扩张,又出现了芷阳陵区。本文还归纳了战国秦陵在陵园形状、墓形、建筑、陪葬坑、祔葬墓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又根据其内部差异,将之分为“咸阳原类型”和“东陵类型”,认为前者充分借鉴了东方列国、尤其是魏国陵园制度,呈现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后者在某些方面趋于守旧,则为本土保守派势力回归传统的选择;而夏太后陵、乃至后来秦始皇陵园的规划设计,是二者发展、融合的结果。

马明龙撰《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初探

武昌籍经学大师马明龙所撰《纪念胡登洲坟茔迁移碑记》,是继《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和《经学系传谱》之后发现的有关回族经堂教育倡兴者胡登洲的又一重要文献。其在时间上早于纪念海文轩的《清真教述圣公碑记》(1704年),在地位上,《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的撰立受其影响,其可谓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第一碑。文章从该碑的相关背景、碑文译介与相关问题解析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该碑的探讨有助于丰富和补充经堂教育与胡登洲的研究史料,也有利于全面准确认识胡登洲的历史地位。

太原地区唐墓“树下人物图”之管见

太原地区唐代“树下人物图”壁画墓发现早、数量多,且内容难以识读,引起研究者极大关注。一般认为,屏风画“树下人物图”多为高士图或孝子图,仅作为棺床上的一种装饰;还有学者认为其与道家修炼有关。作者以为,“树下人物图”可能是将墓主形象代入人们熟悉的典故中,以宣扬墓主道德高尚。如此表现,便于在有限的空间内不借助语言文字,充分宣扬墓主德行,正如墓志铭中的“溢美之辞”,“树下人物图”可视为“溢美之图”。作者认为这些图像在标榜墓主德高望重,也是为强调其符合升仙要求。

武汉市武昌区梅家山五代超惠大师墓发掘简报

2006年9月,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汉市武昌区梅家山发掘了一座方形砖室墓。墓中出土遗物丰富,包括一批精美的白釉瓷器、八棱体漆木葬具、木法器等。其中,八棱体漆木葬具和木法器为考古第一次发现。由塔铭可知,墓主为五代杨吴国高僧超惠大师。

梁姬罐相关问题的思考

梁姬罐是 2 0世纪 90年代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M2 0 1 2出土的惟一一件带铭文的铜器。本文认为梁姬是姬姓女子嫁与梁国 ,是梁国的国君夫人或贵族夫人 ,因而不是M2 0 1 2墓主 ,也就不是虢国国君夫人。梁姬罐不是礼器 ,应是盛放珠宝的首饰盒。

马王堆汉墓漆器“素”铭及相关问题研究

马王堆汉墓出土器物中有带“素”铭的漆器,我们认为战国秦汉漆器中的“素工”是指在木胎上刮底灰漆的工序,是制漆中的一道关键工序,而“素”铭则是“素工”过程中烙印或刻画的戳记,主要出现于汉代蜀郡、广汉郡官营的高档漆器上。“素”铭漆器的出现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漆器制造业已经有了较为明细的分工。

马王堆帛书《九主》《明君》《德圣》校补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所收录的《九主》、《明君》、《德圣》三篇古佚书释文仍有商榷之处,有必要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