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墓田

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宋代的墓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墓田的位置通常在村庄附近;主要是分家的时候专门留出的,也有少量后人追加的;规模为几亩或几十亩,超过百亩的很少;通常采用长房专管或各房轮流管理的使用方式;墓田的所有权具有牢固性特征;宋代墓田主要存在于东南地区是家族组织的变化决定的。

西华师范大学博物馆所藏墓券述论

西华师范大学博物馆馆藏文物不同时期墓券4方,包括买地券2方,镇墓券2方。4方墓券券式各异且内涵丰富,包括八卦、河图、符箓等道教及堪舆内容,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券文中的地名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资料。

墓券与东汉民众的生死观念

东汉时期的世俗民众没有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反而抗拒死亡,渴求长寿永生。当年寿久长的愿望破灭时,他们又深信异象生命自然会在幽界冥府绵延不绝。不过生者却刻意疏远逝者,直接把殁亡人遣送到彼岸世界,希求幽鬼永居墓穴,接受冥府行政官僚体制和宗族观念的管制和束缚,按照世人的要求和期望去经历冥府生活。

论清代公同共有财产之坟产的权利内容

坟产作为传统中国公同共有财产的一种,能够体现公同共有财产的权利内容的典型属性。坟产权利主体由于财产本身的特殊性质,并不局限在单一主体,还包括宗族、房支、家;在权利客体方面,它与社会风俗、儒家伦理紧密相关,是我国传统的一种缩影;在权利内容的判断中,国家认可自然状态的坟产权利,并尊重民间自发的调整。坟产所体现的公同共有财产的特殊权利内容至今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也只有明确坟产等公同共有财产的特殊性,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既符合中国人传统观念又能被中国人接受的财产体系,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

睡虎地秦简中的“公”与“官”——以官方财产所有权标识为核心

与所有权客体相比,睡虎地秦简对于所有权主体的记载更具鲜明性。其中最明显的所有权标识当属"公"与"官",二者所表达的含义均有官方、官有之意,但在具体律文的使用之中,二者所指代的主体倾向仍有一定差别。"公"实际上标识了广泛的国家或官府所有权,其中亦不乏对于先秦"公"观念的继承,这成为秦代财产法最突出的特点。"官"则更倾向于对官有财产的管理与保护。至汉初,这些官有标识逐渐被新的名目所取代。

我国坟茔不动产权利的剖析与重构

现行坟茔不动产权利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缺失和偏差,这是导致坟茔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坟墓与墓地之间不适用添附规则,坟墓与墓地之上可以单独设立不动产权利;此外,公墓内外的坟茔不动产权利具有各自的生成逻辑,宜分开讨论。在《民法典》已经颁布实施的背景下,运用习惯物权和事实物权理论以优化坟茔不动产权利,初步设想为:丧主和村民对于公墓内外的坟墓可依法取得所有权并享有坟墓占用范围内的物权性质的墓地使用权。为实现上述设想,建议扩张解释《民法典》第116条中的“法律”,将习惯法纳入物权法源,同时,修改《殡葬管理条例》第10条、第15条等规定,适度放宽殡葬行政管制以满足民众基本的殡葬需求。

论韩国民法对所有权的限制--以坟墓基地权为视角

作为韩国独有的坟墓基地权是一种与地上权类似的物权,关于其概念、性质、基本内容以及其与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一直是韩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关注的焦点。结合立法与司法,对困扰学界的坟墓基地权的概念、性质、内容、产生原因以及效力做出阐释,以求澄清、解决问题。

北京地区出土墓券与券台特点研究

墓券信仰自东汉时期从洛阳地区发生并向周边扩散传播。魏晋以后,不仅中原地区,甚至西北、西南、江南、岭南地区都受到了影响。北宋政府曾官方刊行过《地理新书》,其中明确了从皇帝、官员,到百姓葬仪中墓券使用的具体规则。直到近代,福建等地仍存在使用墓券的习俗。但北京地区从东汉至辽代之前一直不曾发现与此有关的任何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发现,直到辽代开始出现墓券,元代开始出现券台。搜罗北京地区已发表的有关52方墓券(含51方买地券与1方镇墓文)与30座券台的资料,并对其特点进行初步归纳分析,以期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丧葬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历史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