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的镇墓神像——以命名、分类及其体系问题为中心

镇墓神像的随葬始于春秋战国,历经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各式镇墓神像。目前所见研究多就某座墓葬(墓葬群)或某个时代、地区的资料进行分类、分期,这些断片的作业很难把握其发展演变的全貌。本文在对全国各地出土的历代镇墓神像资料全面把握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一套新的命名与分类方案,进而从宏观角度对其形成、发展与变迁加以概括,最后就其体系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

考古发现的东汉时期“天帝使者”与“持节使者”

东汉时期出土的镇墓文中,"天帝使者"是最常见的发信者称谓,同时画像石及墓葬壁画中也发现了一些持节使者的图像,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东汉初期道教活动的反映。本文对镇墓文中"天帝使者"的身份及其与天帝、地下冥神、死者灵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墓葬图像中的持节使者形象与天界及死者灵魂的关系作了类似的分析,并与镇墓文中"天帝使者"作了对比。

中古北方地区镇墓神物的文化构成和变化机制

镇墓武士与镇墓兽构成镇墓神物组合。这组器物在汉唐时期北方地区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东汉魏晋、北魏平城时代、北魏洛阳时代至唐早期、盛唐共四大阶段。镇墓神物的文化构成包括华夏传统和外来文化两大部分;镇墓神物样式的变化源于对华夏传统的反复解读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两大过程。民间习俗和官方规定在镇墓神物的变化中起主导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葬俗和礼制可以相互启发。镇墓神物的呈现形式,映照出现实风尚中两种文化的地位和关系。

两汉“守冢”制度

两汉时期出现的由最高执政集团设定的“守冢”制度,是对战国以来兴起的盗墓风习的抗御方式。“守冢”制度维护了政治等级,提倡一种政治文化取向,亦表现出仁政关怀,同时也顺应了国家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孝”的伦理原则的社会普及。“予守冢”“置守冢”,又体现出皇帝对某些家族和个人的特别恩宠。两汉“守冢”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帝王的一种政治表演形式,也成为帝制时代的行政规范之一。“守陵”“守冢”“守墓”作为国家行为,可以防止民间个体及小群体隐秘的盗墓犯罪,却无法阻止军政实力集团大规模的公开的盗掘,但是对于这种体制在客观上有益于保存古代文明遗产的意义,应当给予肯定。

两方唐代镇墓石考记

兴起于北朝后期的突厥对我国隋唐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突厥余众亲附唐朝的有十余万口之多。唐朝对归附的突厥王公贵族尽力笼络，

武宁王陵镇墓兽谱系考

武宁王陵的发掘为中国南朝、百济与日本间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国内外学者围绕其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展开了持续活泼的讨论。然而,该墓出土的镇墓兽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讨论甚少。通过与南朝地下、地上镇墓兽的比较,并将之置于中国古代镇墓兽整个发展史之宏观下考察,可以明确武宁王陵镇墓兽直接承自南朝地下镇墓兽,同属于"四足步行形"镇墓兽之谱系。这类镇墓兽起源于西汉时期西北地区,历经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各代,由西北向东南传播和发展,其影响远及朝鲜半岛。

亡灵的亮丽守护神——浅析洛阳唐三彩镇墓神物的文化价值

出于祛邪、避灾、祈福等目的,人们制造了镇墓神物。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馆藏镇墓兽主要分为人面镇墓兽和兽面镇墓兽,造型大同小异,或独角或双角,均肩生双翼,皆为兽足;天王佣的造型则或为胡人或为汉人,或踏牛或踏小鬼,均着明光铠甲,足蹬尖头长靴。它们的施釉方式类似,一般颈、头部以上不施釉,足下台座或不施釉或施釉不及底。它们不但承载着唐代辉煌灿烂的文化,而且也是研究唐代文明的宝贵艺术财富。

明代宿州徐王墓户

明代,徐王墓在政治和经济上给孝慈皇后之戚武氏带来了一系列优待政策,这主要源于宿州闵子乡新丰里修建了徐王庙。随着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新政权取消了徐王墓户的优待政策,但武氏后人仍传承着祭祀徐王坟的活动。

石刻与汉文行政:以好太王碑为例

公元4、5世纪之交立于今吉林省集安县的好太王碑,是研究高句丽史的重要材料。不同于将此碑视为好太王之纪功碑的传统观点,本文认为此碑的主要性质是汉文行政中的籍帐文书。碑文重点是第三部分的守墓人制度,第一部分的高句丽建国神话和第二部分的好太王对外军功均为其前言。第三部分详细叙述了高句丽王如何从被征服集团中征收劳动人口“烟户”,并作为守墓人合法占有。碑文作为具有宗教性的契约,以当时的东亚“天下文”汉文书写且刻于石碑之上,展示的对象是高句丽国内的部族政权首长,与作为外国的新罗、百济与倭等。好太王碑的汉文具有相当水平,推测是汉人系官员所制作,并不能反映当时高句丽统治阶级的汉文水平。

西安市长安区新寨子村三座隋唐墓的发掘

2022年1~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为配合授时中心卫星导航与时间频率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建设工程,于其东北部补探区域发掘了15座两晋至清代墓葬。

奉祀帝陵的皇戚勋家:明朝孝陵卫指挥使世家萧氏——从出土墓志谈起

南京市两座墓葬出土的孝陵卫指挥使萧氏家族的两合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家族五代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萧敬季女洪武朝入选宫掖拜为美人,后陪葬孝陵的事迹,可补史阙。洪武朝天女户的特殊身份对萧氏家族政治权力的延续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永乐至正统年间,萧氏家族同步掌印奉祀明皇陵和明孝陵,是安徽凤阳中都城和南京孝陵的双重掌权者。而明弘治前,孝陵卫指挥使主要由萧氏和宁国大长公主驸马梅殷家族世袭。明代孝陵卫指挥使一职可多人同时担任,但仅一人掌印(见任官),其余皆为带俸官。

北京朝阳区小关北里元墓M29发掘简报

2019年3—4月,北京市文物部门对北京市朝阳区小关北里一带发现的古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1座元代墓葬保存较好。墓葬为砖椁木棺墓,南北向。砖椁用素面小薄砖垒砌而成。出土有黑瓷盖罐、黑瓷盏、黑瓷双系瓶、铜镜、骨刷等。该墓的发现对认识北京地区元代平民墓葬形制、丧葬习俗、随葬品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南阳师范学院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1998年5月,南阳师范学院学生宿舍楼建设工地施工过程中发现古代墓葬一座(M1),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进行了抢救性发掘。M1为一座“凸”字形砖室墓,出土各类器物30件,其中的红釉陶镇墓兽、铜龙虎镜在南阳地区比较少见。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断墓葬时代应为东汉晚期,墓主人应为一般官吏或富商士绅。南阳师范学院一号墓的发掘为研究南阳地区东汉晚期的埋葬习俗及物质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出土金代铜坐龙研究

本文在对崇礼太子城金代皇家行宫遗址出土的两件铜坐龙和一件铜器座出土情况和形制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目前发现的十件铜坐龙进行了分型。作者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指出:一件唐代铜坐龙为放置在墓室内具有驱邪辟凶作用的镇墓兽;九件金代铜坐龙具有皇家属性,准确年代为金代中后期(1153-1234),其中的抬腿型可基本确认为金代皇帝大辇顶轮上的装饰物。太子城遗址铜器座为新发现的金代青铜器类型,其与铜坐龙的组合亦为首次完整发现,该资料为金代皇家青铜器研究提供了重要新资料。

早期镇墓兽研究

镇墓兽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晚期的楚墓中,是楚文化典型的丧葬用器。早期镇墓兽为简单祖型,目前已发现38件,是其发展的源头和雏形,揭示出制作这一器物最初的含义。早期镇墓兽器型高大,放置在棺椁头箱中的重要位置。春秋晚期淅川和尚岭M2的铜镇墓兽方座上有铭文"且(祖)聉",意为祭祀祖先时的陈设物,唐代还出土了"祖明"镇墓兽。丧礼中的"重"是悬挂鬲的木杆,与镇墓兽器型差别较大。早期镇墓兽可能源于周礼中的"主",放于棺椁之中是为了凭依逝者的灵魂,是祭祀祖先(逝者)的代表物。

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时代,鲜卑族对这一时期民族融合作用甚为重大。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北朝镇墓兽产生和造型的演变,与鲜卑汉化过程密切相关。

楚式镇墓兽研究

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楚式镇墓兽的研究情况。根据目前可见的考古发掘资料,作者考察了335座镇墓兽的具体情况,并从时间差异、地区差异、等级差异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初步分析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文章分析了鹿角、头身、底座三个基本部分的内涵和意义,认为随葬镇墓兽是用来镇墓辟邪,它就是楚人崇拜的驱蛇辟邪的镇墓之神。

魏晋人盗用汉代坟墓材料造墓研究

考古发现表明,魏晋时期存在着盗用汉代坟墓材料造墓的现象。盗用者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百姓。盗用汉墓材料甚至占据墓坑下葬,或是出于经济原因,或是出于风水考虑。这些建墓材料既可能是死者家属直接盗取,也可能是他人盗取后出售。可能为了防止地下被盗取墓葬中的鬼怪伤害死去的亲人,魏晋人在墓中随葬了镇墓兽。

隋唐时期的镇墓神物

隋唐时期是我国兴起墓中随葬镇墓神物的第二个高峰。本文根据各地隋唐墓葬出土的各类镇墓神物,较详细地分析了当时镇墓神物在随葬俑群中的地位、发展演变、艺术特征以及晚唐时期渐趋消失的社会因素。

南阳地区东汉墓出土陶塑镇墓兽

在南阳地区发掘的汉墓中,出土有不同形制的动物陶塑"神兽",学术界以其埋葬在墓中,可以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而将其命名为镇墓兽。南阳地区位于南北交汇地带,这些陶质镇墓兽的形制,与东周时期楚国镇墓兽似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造型又有所不同。类似甘肃地区及川渝地区常见的独角兽、吐舌陶塑镇墓兽(俑),南阳地区均有出土,但其造型与以上两地也有着明显不同的风格。南阳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塑镇墓兽,大致分为五种类型,造型艺术表现为一种以上动物的合成体,是根据以意取象的主观意象构成法创作出来的,深刻地反映了汉代人的信仰意识。同时,镇墓兽以它怪异凶猛的造型、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富有特色的陶塑艺术品,为研究汉代的葬俗及陶塑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