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道阻且长,“行”者将“治”:公共事务的行为治理之道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趋势与特征——基于25份政策文件的文本量化分析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选取2016年以来全球各国或组织出台的25份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展开文本量化研究,构建“风险议题—治理主体—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后发现,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政策侧重于解决社会风险问题,对技术风险和法治风险的关注仍待强化;治理主体多样化,但参与度不均衡;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引导型、市场型政策工具为辅,自愿型政策工具运用偏少。因此,应优化政策工具整体布局,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协调机制,健全人工智能安全等级和风险预估机制。

基于主体-工具-主题的中国节水政策演进特征研究

通过构建主体-工具-主题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1988—2023年中国节水政策的演进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节水政策的主体合作机制、工具组配方式以及主题关联效应。研究发现,我国节水工作已步入系统化推进阶段,但仍存在政策平均效力偏低、政策主体协同度不高、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失衡、政策主题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提出了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打破政策行文部门间壁垒、加强政策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应用、大力推进节水产业创新等建议。

我国体教融合进程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化研究

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领域”三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第1个国家体教融合政策文本进行研究,以期为未来体教融合相关政策优化提供参考。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的特征与问题:能力建设、系统变革等工具频繁使用,政策资源的部际流动不均衡;象征与劝诫工具指向缺乏全面性,对大众价值观念的引导亟需加强;政府、学校层面的政策工具丰富,社会政策重视社会组织与市场力量的协同;家庭政策工具较为匮乏,“政家校社联动”治理效能未能充分激活;部门协同治理机制覆盖面有限,课余训练与竞赛、场地设施等方面的政策工具不足;体育师资培养与保障政策的工具力度不强,较少关涉教师编制、职称评定等关键领域。据此提出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工具的优化策略:注重政策资源部际流动的双向性与平衡性,增强象征与劝诫工具指向的全面性;提高家庭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家校社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对特定政策领域使用工具的效力,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领域间的适配性。

3种营养筛查工具在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目的:调查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的发生情况,探索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2002)、通用筛查工具(MUST)、患者主观整体评估简表(PG-SGASF)等3种营养筛查工具在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评估中的临床价值。方法:对山西省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科2023年8月—2024年5月的所有入院成年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年龄、性别、身高、体重);患者体重在近2周、1个月、2个月、3个月、6个月的变化情况;饮食改变情况以及影响饮食的原因等。整理完成NRS2002、MUST、PG-SGASF得分。结合患者临床资料疾病诊断、治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定量资料两组比较采用Mann-Whitney检验,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H检验,绘制韦恩图、ROC曲线。结果:合格问卷633份,男性327例、女性306例,平均年龄(54.41±14.35)岁。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在14%~22%之间,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发生率更高。3种筛查结果绘制韦恩图显示,NRS2002与MUST一致性更高。以NRS2002为基础绘制ROC曲线(曲线下面积:MUST:0.9287,PG-SGASF:0.596)。结论:骨与软组织肿瘤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发生率较其他类型肿瘤患者偏低,但恶性度越高营养不良风险越大。NRS2002有一定的漏诊情况,MUST简易且全面,PG-SGASF更适合用于评估。

主客观结合的水下连接器拉近工具液压系统方案遴选方法

拉近工具需要合格的液压系统方案以克服连接器和跨接管的偏载,本文针对拉近工具液压系统的性能可靠性提出了一种主客观结合的方案遴选方法,以确保遴选方案的可信度和无偏性。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拉近工具液压系统的关键性能确立了遴选目标,包括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评估。主观方面通过专家经验和二元对比排序法比较各系统关键性能的对比度,建立了拉近工具失效造成的维修工期隶属函数,确定了各液压系统的功能指数。同时,通过计算各液压系统的搭建成本,确定了其价值指数。最终,结合价值工程理论,选定了分流集流阀和调速阀控制的同步回路作为拉近工具的液压系统方案。为了保证方案的可靠性,本文利用AMEsim仿真软件进行了仿真以及出厂试验,验证了该方案的实用性。

主观全面营养评估工具(SGNA)在住院神经损伤患儿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主观全面营养评估工具(SGNA)评估结果与人体测量指标的相关性,以及其对住院神经损伤患儿进行营养评估的临床有效性。方法以2019年1月—10月住院的1466例神经损伤患儿为研究对象,应用SGNA对其进行营养评估,使用WHO推荐的人体测量Z值评分法来验证SGNA对神经损伤患儿营养评估的有效性。结果以SGNA评估的中、重度养不良及营养不良总体发生率分别为15.14%、3.27%、18.41%。以身高别体重Z评分(WHZ)、年龄别体重Z评分(WAZ)、年龄别身高Z评分(HAZ)及综合Z值为标准评估的营养不良发生率分别为9.69%、12.48%、10.10%和21.56%。以WAZ作为参照标准,SGNA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86.62%、88.90%、0.76。以综合Z值评分法作为参照标准,这些分别为57.28%、92.27%、0.50。SGNA与WHZ、综合Z值之间均具有中度一致性(Kappa=0.53、0.523,P均<0.001)。SGNA评估结果与WAZ和WHZ之间相关系数为-0.52、-0.45。结论SGNA是有别于人体测量更为全面的营养评估方法,可以作为神经损伤患儿可靠的营养评估工具。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改革政策的量化分析

目的梳理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简称“定点零售药店”)改革政策,为门诊共济背景下该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收集1998年12月至2023年6月来自国务院部委及其直属机构颁布的定点零售药店政策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与政策过程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定点零售药店改革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与结论定点零售药店改革政策可大致分为萌芽起步、探索发展以及深化推进3个阶段。政策工具的使用以环境型工具为主,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呈现“头-身-尾”链式结构。随着政策改革的推进,政策主体数量呈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政策发文数量呈现上升趋势,更强调药师体系建设、处方流转、医保支付以及“双通道”“门诊统筹”管理等工具的使用。建议在政策制定上,各政策主体应坚持顶层设计,重视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因地、因时调整政策工具的使用;并应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交流,提高政策制定效率,实现政策协同,不断完善定点零售药店政策。

NRS-2002与PG-SGA在中晚期肿瘤患者营养筛查及评估中的应用

目的 研究欧洲营养风险筛查工具(NRS-2002)与主观整体评估量表(PG-SGA)在中晚期肿瘤患者营养筛查及评估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长安医院收治的116例中晚期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其在入院后接受的营养状况筛查和评估结果的不同分为营养正常组72例和营养不良组44例。比较两组患者的NRS-2002与PG-SGA评分情况、NRS-2002与PG-SGA不同分组患者的营养指标水平、应用NRS-2002与PG-SGA评分分组后两组患者近期的疗效及远期生存情况;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法分析NRS-2002与PG-SGA评分与中晚期肿瘤患者营养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营养正常组患者的NRS-2002与PG-SGA评分分别为(2.07±0.79)分、(3.52±1.01)分,明显低于营养不良组的(4.69±0.74)分、(5.22±1.14)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NRS-2002评分中营养正常组患者的基础代谢、总水分、体质量指数、腰臀比、血红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红细胞计数、血糖等营养指标水平明显高于营养不良组,PG-SGA评分中营养正常组的基础代谢、总水分、体质量指数、腰臀比、血红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红细胞计数、血糖等营养指标水平也明显高于营养不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Spearman秩相关分析法分析结果显示,NRS-2002和PG-SGA评分均与患者体质量指数、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呈负相关(P<0.05);营养正常组患者的近期总有效率为94.44%,明显高于营养不良组的70.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营养正常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2.86±2.27)个月,明显长于营养不良组的(8.26±1.41)个月,生存率为93.06%,明显高于营养不良组的65.91%,而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率分别为16.67%、6.94%,明显低于营养不良组患者的34.09%、34.09%,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NRS-2002与PG-SGA均是筛查和评估中晚期肿瘤患者营养状态的有效方法,能及时发现患者的营养风险,以便及时对患者营养不良状况进行纠正,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教师智能素养评价的国际研究:主体、要素、工具与建议

智能素养已成为智能时代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当前,关于教师智能素养评价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成熟,为厘清教师智能素养评价的现状,基于文献分析,从教师智能素养评价的主体、要素、工具等方面出发,对近年来国际上关于教师智能素养评价的实证研究与实践案例进行了梳理,结果发现:教师智能素养评价主体呈现出以政府部门等官方机构为主导的多元化特点;评价要素构成多样又存在共性,包含智能知识、智能能力、智能意识、智能伦理等;评价工具既有结果取向又有过程取向,测评题目形式分为封闭性和开放性两大类。在此基础上,研究者结合国内教师智能素养评价的现实需求及智能化教学实际场景,从主体多元化、要素多样化、工具智能化三个维度,探索教师智能素养评价的实践方向,提出开展分层分类的协同评价、数智驱动的全面评价、精准情境化的追踪评价等建议,以期为教师智能素养评价实践发展提供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家庭教育治理的三重维度、实施成效与新征程

家庭作为个人与国家的连接点,其教育质量理应得到重视与关注。将家庭教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是对教育现代化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积极回应,能够推动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有效激发家庭教育治理内生动力回应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发展诉求,需要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家庭教育治理举措,以家庭教育治理相关政策为切入点,梳理其蕴含的目标、主体、工具三重维度以及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实施成效,回应及深化“准确理解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积极提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内生能力、有效回应家庭教育内容多样性需求”的发展问题,实现稳定、公平、高效的“教育善治”,以推动家庭教育治理迈向新征程。

护士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对护士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及影响因素进行总结与分析,旨在帮助研究者选择适合的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并深入理解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责任主体特征

运用NVivo软件对52篇家庭教育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发现,家庭教育政策存在以下问题:能力建设工具运用匮乏,权威命令、系统变革和能力建设工具内部失衡,家庭责任主体地位不突出,家庭教育政策主体权责边界模糊。基于此,提出以下策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加大能力建设工具的使用;均衡政策工具内部结构,重视工具—目标组合效应;落实各主体职责范畴,强化家庭主体责任;明确家校政社主体权责利边界。这些策略可以帮助提升现代家庭的教育能力,促进家庭教育的有效开展。

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探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目的/意义]推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重要议题,因此探究相关科技政策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采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按照“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分析框架,结合数据要素“收—存—治—易—用”循环价值链的逻辑,对政策如何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逻辑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中央政策主体较为分散,数字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推动作用明显;供给面政策工具和环境面政策工具是主要政策工具;“数字创新”“数据应用”“数据交易”和“数据治理”为主要政策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布局上存在一定差异性;未来可优化“主体—工具—目标”体系,以及普适性政策工具和特殊性政策工具的组合,提升政策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研究——基于“主体-内容-工具”三维组配视角

沿循“谁来推进”“推进什么”“怎么推进”研究路径,本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主体-内容-工具”三维整体框架,揭示了当前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多元主体力量难以有效衔接、五大内容板块难以有效赋能、数字金融工具难以有效应用等。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围绕“五大主体”“五大内容”以及“五大工具”进行系统化调整,如促进多元主体联合、协调乡村振兴内容和优化多维工具应用等,以期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NRS2002与RFH-NPT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对失代偿期肝硬化住院患者的适用性

目的评价英国皇家自由医院营养优先工具(Royal Free Hospital nutritional prioritizing tool,RFH-NPT)与营养风险筛查方法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工具对失代偿期肝硬化住院患者的适用性。方法选取2023年10月至2023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科住院的202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主观全面评定(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NRS-2002和RFH-NPT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同时对研究对象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和评估。以SGA结合实验室指标作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NRS-2002和RFH-NPT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营养筛查的价值。结果纳入的202例患者中贫血发生率为47.52%(96/202),低蛋白血症发生率为92.08%(186/202),淋巴细胞计数低下发生率为90.59%(183/202)。SGA联合实验室指标、RFH-NPT、NRS-20023种营养风险筛查显示,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存在营养不良/营养风险占比分别为31.19%(63/202)、51.49%(104/202)、38.61%(78/202)。RFH-NPT营养风险筛查工具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65%和67.63%,ROC曲线下面积为0.81;NRS-2002营养风险筛查工具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8.25%、74.82%,ROC曲线下面积为0.72,RFH-NPT营养风险筛查工具的ROC曲线下面积显著高于NRS-2002(Z=2.41,P=0.016)。结论与NRS-2002营养风险筛查工具相比,RFH-NPT营养风险筛查工具更适用于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营养风险筛查。

不同营养不良诊断工具对有营养风险脑卒中康复期患者的诊断价值分析

目的:应用主观整体评估(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全球领导人营养不良倡议(Global leadership initiative on malnutrition,GLIM)标准诊断采用营养风险筛查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2002,NRS2002)量表筛查有营养风险的脑卒中康复期患者的营养不良发生情况,并比较其一致性。方法:选取2019年10月-2023年12月期间本院康复科等病区收治的39~90岁脑卒中康复期、并且经NRS2002筛查有营养风险的住院患者223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GLIM标准、SGA标准评定患者营养不良情况。并分析其诊断诊断结果的一致性。结果:采用GLIM标准诊断营养不良200例,阳性率89.7%,不同年龄段、性别营养不良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SGA标准诊断营养不良195例,阳性率87.44%,不同年龄段营养不良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GLIM为标准,SGA诊断营养不良的kappa值为0.613(P<0.01),灵敏度为96.0%,特异度为87.0%。结论:有营养风险的脑卒中康复期患者有必要尽早进行营养不良诊断,GLIM和SGA一致性良好,均可作为脑卒中康复期患者营养不良诊断工具。

Nutritional assessment with different tools in leukemia patients afte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Objective： Correct nutritional assessment is essential for leukemia patients afte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best nutritional assessment method for leukemia patients after HSCT, and find the possible nutritional risk of the patients during the transplant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intervene in the patients with nutritional risks and undernourished patients timely, so that the entire transplantation process could b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Methods：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in 108 leukemia patients after HSCT, and different nutritional assessment methods, including 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 （NRS2002）, mini nutritional assessment （MNA）, subjective globe assessment （SGA） and malnutritional universal screening tools （MUST）, were us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nutritional status of these patients and nutritional assessment method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08 patients completed SGA, and 99 patients completed NRS2002, MNA and MUST. During the treatment process, 85.2% of the patients lost weight, wherein, 50% lost weight greater than 5%, and 42.6% had significantly reduced food intake. For nutritional risk assessment, the positive rates of NRS2002, MNA and MUST were 100%, 74.7% and 63.6%,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mong the positive rates of NRS2002, MNA and MUST. In undernutrition assessment, the positive rate of SGA （83.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NA （17.2%） （P〈0.05）,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nutritional risk among leukemia patients _〈30 years old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30 years old （P〈0.05）.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leukemia were in poor nutritional status during and after HSCT. The leukemia patients 〈30 years old had a greater incidence rate of nutritional risk. As 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tool, the specificity of NRS2002 is not high, but it can be used for evaluating nutritional deficiencies. MNA is a good 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tool, but not an adequate tool for nutritional assessment. If assessment of undernutrition is necessary, the combination of all these screening tools and clinical laboratory indicators should he applied to improve accuracy.

基于PG-SGA量表的全程个体化营养支持对晚期胃癌化疗患者的应用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基于患者参与的主观全面评定工具(patient-generated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 tool,PG-SGA)的全程个体化营养支持对晚期胃癌化疗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1—2022年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92例晚期胃癌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n=46)和对照组(n=46)。观察组为基于PG-SGA量表的全程个体化营养干预,对照组为常规营养干预。比较两组患者营养干预前及干预后3个月的营养状况、免疫功能及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患者营养干预后PG-SGA评分、营养风险筛查2002(nutrition risk screening 2002,NRS 2002)评分均明显低于营养干预前水平,上臂肌围(arm muscle circumference,AMC)、肱三头肌皮肤褶皱厚度(triceps skinfold thickness,TSF)、血白蛋白(Alb)与转铁蛋白(TRF)、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M、IgG、IgA、CD3^(+)T淋巴细胞、CD4^(+)T淋巴细胞水平均明显高于营养干预前水平(均P<0.05);对照组患者上述指标营养干预前后均相近(均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营养干预后EORTC QLQ-C30量表的功能领域评分均明显高于营养干预前水平(均P<0.05)、症状领域评分均明显低于营养干预前水平(均P<0.05)。观察组患者营养干预后PG-SGA评分、NRS 2002评分、EORTC QLQ-C30量表的症状领域评分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水平(均P<0.05),而AMC、TSF、血Alb、TRF、IgM、IgG、IgA、CD3^(+)T淋巴细胞、CD4^(+)T淋巴细胞水平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水平(均P<0.05)。结论基于PG-SGA的全程个体化营养支持能有效改善晚期胃癌化疗患者的营养状况与免疫功能,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