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解疑

关于英国人李泰国出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过程,学术界普遍同意他先后得到了两次任命——1859年的何桂清任命和1861年的总理衙门任命。对于两度任命的关系和间隔期中的事件变化则鲜有深入探究,也未有新史料披露。综合现有研究和中英两方历史档案可以发现,何桂清的任命存在着合法性不明的问题,并未获得清廷最高决策层和英方的认可。何桂清任命并非总理衙门任命的起因,后者也不是对前者的确认。大约从1860年初或更早,薛焕等清朝官员开始秘密筹划由最高决策层任命李泰国,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总理衙门任命的结果。英国官方虽然表面上从未认可过何桂清的任命,但出于自身利益一直支持由英国人出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设想。

颂圣与自贬——论西汉谏体文的制式化发展

西汉是中国谏议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与秦时相比,汉高祖统治以尚德怀柔为主,且各项制度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臣下谏体文中基本无颂圣内容,自贬语则多沿袭先秦,自贬程度较轻。文景之时,虽其他制式文章中出现较多颂圣、自贬语,但谏体文并未受到影响,鲜见制式化表征。武帝及之后的西汉末期,谏体文中的颂圣、自贬语逐渐定型。虽然最终谏体文受政治权利影响,形成了一定格式化套语,但另一方面,在绝对政权压制下,谏体文中使用颂圣、自贬语也是西汉臣下约束皇权、或与皇权博弈周旋的重要战术。

李端棻未刊函稿及其所见甲午战后政情变动

《李端棻函稿》一函二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函稿共150封、114位受函人,第一册写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第二册写于李端棻赦归返里之后,这些函稿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第一册对台湾地区官民抗日、三国干涉还辽、法国侵占滇南、俄法插手清廷海关、川闽两省教案等时政大事,对李鸿章留京入阁、御史钟德祥被黜、汪鸣銮和长麟二侍郎被黜、云南布政使岑毓宝被革职等朝堂动向,有不少记载和评论。函稿所记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后党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清廷削减地方军功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李端棻等开明官僚超脱党争、批评时局、期望革新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

秦始皇死亡疑案续解

秦始皇死后,胡亥一行秘不发丧,假借始皇乘舆名义前往九原,看似绕道,其实隐藏了一个巨大阴谋,是他们基于对当时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为了顺利接掌政权,扫清政治对手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之所以能够做到在长达一个多月里秘不发丧,始皇遗体得以大致保存并未被外人发觉,应当是得益于沿途郡县的凌室、陵井、凌阴设施,以及车队从齐地带有数量较大的干鲍鱼的缘故。

红崖天书瞿鸿锡摹本考释——明初建文帝祭祀靖难之役惨死忠良的罪己密诏与京观

贵州安顺地区的红崖天书,誉称“黔中第一奇迹”,为中国未解的神秘文字。综合明初建文帝逊国历史记载和清末瞿鸿锡摹本天书内容,经系统考证,瞿鸿锡摹本红崖天书系靖难之役后,逊位流亡的建文帝尝闻“金陵诸臣惨死事”,喟叹自己“获罪于神明”,于丙戌年(1406)在红崖山上以文字再造、字体混搭等隐秘手法书就“罪己密诏”,祭祀遭受“株十族”“瓜蔓抄”等极刑而死无葬身之地的“金陵惨死诸臣”。天书向西而立,和周围的山丘一起形成建文帝祭祀驾鹤西去惨死忠良的“京观”(纪念碑)和“京丘”(陵墓)。红崖天书的解密,展示了中国文字和书法字体的丰富发展历程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以文字铁证揭秘了明史第一悬案“建文帝下落谜踪”。

朱彝尊家书与康熙“己未词科”史料———启功先生《朱竹垞家书卷跋》详说

朱彝尊家书 ,为唐长孺先生收藏 ,由启功先生题跋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却从未发表。其中有关“己未词科”的记载 ,反映了康熙“文治”对文人出处的影响 ,以及“己未词科”的内幕 ,也可补证朱彝尊年谱。

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

从李朝朝鲜时代著名的"黄嗣永帛书"事件说起,这里叙述的是19世纪初叶朝鲜、日本和中国在应对西洋宗教时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历史现象。重心是想通过19世纪初面对西洋宗教时的不同策略,观看同属于所谓"东亚"的三国在政治、社会与宗教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如何导致面对西洋宗教时策略的差异的,因为这种差异还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此后三国面对西洋"坚船利炮"时的不同态度。同时,还特别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重新评价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谓"冲击—反应"模式;二是同样面对西方"冲击",需要追问为什么东亚诸国会各有各的"反应";三是如何在全球史背景中,重新审视近世"东海"即中国、日本以及朝鲜之间,由于加入了西洋因素而变得复杂和交错的历史。

密奏与京控:嘉庆帝的“言路”及其疏通努力

由于将乾隆末年以来政治衰退的关键原因归结为和珅擅权导致的上下"壅弊",嘉庆帝亲政后立即将"去壅弊"树为最为重要的一项帝王"治道",认为只有实现"下情无不上达",方能顺利施行"新政"中的各项"治术"。为此,嘉庆帝倡导"广开言路",先是鼓励官员积极上奏言事并扩大奏事官员的范围,继而下令受理所有士民的京控呈词,从而形成两条分别以官、民为载体的"言路",并在随后的实践过程中采取多种举措以维护两条"言路"传递"下情"的能力。嘉庆帝对官员密奏的鼓励和彻底放开京控不仅一度改变了官场气象,而且士民因遭受冤屈而产生的压抑和愤怒亦得到了释放的机会。嘉庆帝的"去壅弊"努力使他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到了吏治民情的真实信息,并为其展开相应的整顿奠定了基础。虽然最终无力挽回颓势,嘉庆帝的积极行动却多少延缓了"国家的崩溃",从而对清帝国的历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侵犯通信秘密罪的比较研究

侵犯通信秘密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上显得单一而不完善 ;在理论研究上 ,多有单薄和滞后之嫌 ,这显然难于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我国《刑法》的侵犯通信秘密罪在体系归属、行为方式、犯罪对象、诉讼方式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存在相同面 ,也存在差异性。我国刑事立法在本罪的规定上可适当借鉴他人理论 ,而增设亲告规定和附加刑 (资格刑 ) ;另外对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宜作扩大解释。

丘逢甲参与庚子两广武装“勤王”密谋考

文章对清末爱国志士丘逢甲参与庚子两广武装“勤王”密谋这一鲜为人知的史事进行了考证,并进而分析了丘逢甲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及与康梁保皇会的关系。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南宋名臣胡铨交游考——以《戊午上高宗封事》为中心

胡铨是"南宋四名臣"之一,肝胆忠义,颇有令名,而半生岭海,仕途多蹇。宋高宗绍兴八年,胡铨以《上高宗封事》进谏,触忤权奸,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拘禁、编管的生涯,此文可谓胡铨一生的关键点,以此为中心考察胡铨的交游,以见出作为"名臣"的胡铨其人其行对南宋初士风的影响。

王安石与龚自珍改革智慧的比较分析——以《上仁宗皇帝书》和《对策》为中心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与龚自珍《对策》,都以"法古而不泥古"为改革思路,重视人才选拔、培养和任用的正确方法。但由于两人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不同,他们强调的改革重点也就不完全一样。王安石注重理财,龚自珍则侧重"务本"、"河漕"和"西塞"等问题的论述。王安石和龚自珍敢于担当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勇于破旧立新的改革智慧都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

汉代封事的内容及其运作

"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封事是一种直达御前、"不使人知"的机密文书,其内容涉及外戚关系、皇帝得失、国家政治和大汉安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普通章奏相比,封事的传递、运转过程绕过了尚书台的拆封和审阅处理,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批阅,传递过程简单、直接,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员和机构参与封事的传递,略去了审阅和处理环节。

陈亮“六达帝廷”说试考——兼论《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陈亮传》的真实性

陈亮本人自称曾"六达帝廷",即六次上书皇帝,但现存文献所见仅有五次。邓广铭先生从《元一统志婺州路陈亮传》中发现了第六次上书的线索。本文对《元一统志婺州路陈亮传》关于陈亮上书皇帝的内容进行了考证分析,认为此传的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六达帝廷"到底何指,仍是悬案。

日本新近发现王照书信考释

本文对日本新近发现的维新变法派人物王照的六通书信进行了考释。从中可以看出:王照流亡日本之初的两通书信,其内容多非王照己见,而很可能是经康有为授意所写;信函中所抄录的戊戌政变发生前光绪帝的两道密诏,其部分内容与以往所见的不同,可视作经康有为篡改后的另一版本;王照在潜返中国前,不惜向关系不和的康有为献媚并索要经费,虽可谓不择手段,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他所处的困境;王照潜返前两次前往高知县,除与高知文人交流外,筹措经费并为潜返作准备似为主要目的。

谈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

对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通过对那次劝进活动的考察,对司马昭与二位魏主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阮文本身的细致解读,笔者认为该文写于景元二年而不是甘露五年。

战后日本天皇与日本政治

日本天皇在战后主动参与日本政治有两种方式,即"内奏"和"天皇个人外交",几乎都是在一般国民视线所及的范围之外。宫内厅是战后天皇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天皇参与政治的频率及对政治影响的程度与执政政治家的天皇制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后天皇在日本的内政外交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书信奏疏看魏徵对唐王朝的巨大贡献

魏徵的两封书信使唐朝得到11郡地盘。他所作奏疏、表、论、序、议从六方面针砭唐太宗,所有针砭都与治国理政息息相关,对贞观之治起了巨大作用。

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制度

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系针对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做出的立法反应。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采取了"分散型"的立法模式,《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有组织犯罪法》、《通讯秘密及隐私保护》等法律对电话监听、函件扣押、卧底证人、污点证人等秘密侦查行为作了法律规制,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秘密侦查的于法无据问题。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带有明显的葡萄牙法制的痕迹,这表明澳门地区的法律本地化工作虽已启动经年,但要真正制定出符合澳门本土的法律制度,并逐渐摆脱葡萄牙的阴影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过,相对于秘密侦查立法至今仍然一片空白的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法律制度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