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的微观与宏观——以《侵权责任法》为样本

《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法律的"绿化"需求,但并非完美,除了未将生态破坏行为纳入到环境侵权外,还存在着未区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规定过于粗放以及数人环境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因应环境议题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环境侵害救济法》,全面规定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社会化救济、行政救济以及纠纷解决机制尤为亟需。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研讨会观点荟萃(三) 《侵权责任法》系列讲座:医疗损害责任的举证责任配置与鉴定

确定医疗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是确定医疗侵权责任立法的基本点。作者认为,医疗技术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医疗侵权损害纷争医方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不但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在《侵权责任法》中被确立。医疗伦理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原告起诉应当举证证明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三个要件。由于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具有产品责任性质,因此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医疗纠纷行政处理、司法处理、协商处理中唯一可选的法定合法鉴定。法医类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不同专业类别的鉴定工作,用法医类司法鉴定替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做法是非法和无效的。

中国制定民法典的若干问题

我国现在进行的民法典立法是1903年清政府开始法制改革,试图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延续。民法典应采取德国潘得克吞式编纂体系;将人格权、侵权行为单独设编;规定债权概念和债法总则;制定单独的国际私法法典以规范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吸收英美法系好的成分、好的东西并应虑及到制定中的民法典2049年以后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适用的可能性。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医疗检查侵权行为解读

本文根据《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医疗检查的专业特点和技术要求,解读了医疗检查侵权行为的特点,以及医疗检查行为中医务人员可能造成患者人身权和财产权损害的侵权方式,从而为正确理解医疗检查侵权行为责任,提供了基本前提条件。

摒除利益保护藩篱,回归法律公正本位——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职能的反思与重构

医学会属于医疗行业协会,其职责是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维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利益,而医疗损害鉴定具有司法性质,应保障鉴定的中立和公正。医学会从事医疗损害鉴定的法律依据不足,中立性无法保证,医疗损害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属性各异,且医疗损害鉴定的目的与医学会之宗旨相冲突。因此,医学会从事医疗损害鉴定只是权宜之计,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应放弃医疗损害鉴定职能,回归本职,以新的方式在医疗损害鉴定体系中发挥作用。

论个人敏感信息的民法保护

2013年出台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粗略提及个人敏感信息,但未给予明确界定,使得个人敏感信息权益保护的司法实践存在障碍。结合域外个人敏感信息的定义,认为个人敏感信息包括隐私信息和部分非隐私信息,其中部分非隐私信息界定之参考因素是严重且实质性损害;个人敏感信息兼具新型财产权和新型人格权的法律属性。借鉴域外个人敏感信息民事保护模式,认为我国宜通过《侵权责任法》来保护个人敏感信息权益。

《侵权责任法》对药品不良反应法律责任的影响

目的探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对药品不良反应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及法律责任带来的影响。方法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案例研究的方法、归纳等逻辑研究的方法,研究《侵权责任法》的法律规定。结果证明了常见且可预期之外的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缺陷,发生药品不良反应侵害时,药品生产者、销售者和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结论确定药品不良反应侵权责任时,应当区分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要对关键细节进行司法解释以明确法律责任,也可以更好地体现《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从司法解释到侵权责任法草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建立起来的。作者通过对各个时期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进行解读,梳理了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脉络,总结了相关的法治建设经验。此外,作者还对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和官方草案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文进行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修改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具体建议。

论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

侵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行为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

产品代言人侵权责任研究

就侵权法的理论而言,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关联共同理论,可认定在某些情形下产品代言人与制造商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而相对于理论上侵权责任的认定,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的问题在于产品代言人的侵权责任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落实。对此,构建严格的产品代言人侵权责任意义重大。

论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

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廓清其是否应归于共同侵权行为,即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一问题。根据结合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将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划分为同时空结合和异时空结合两类行为。由于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科学的、确定的划分数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的标准,并且无辜的受害人相对于实施了侵权行为的加害人应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虽然无意思联络,只要数个侵权行为互相结合造成同一损害的,行为人应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即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从100款银行APP测评结果看金融消费者信息的保护和利用——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之际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产业对信息立法影响深远。通过对100款银行APP测评,发现每款APP都存在越界收集和过度收集金融消费者信息的情况,同时,还存在收集信息时未提示信息主体、变相强制转让金融消费者的信息使用权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从法学和经济学层面对金融消费者信息进行保护,同时也兼顾到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为促使监管部门、银行的行为更加契合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主旨,应确立“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和利用并重”原则,将“联系人信息”纳入敏感信息进行管理,将部分安全评估与保护认证的权力分配给金融监管机构,银行应提前对收集金融消费者信息行为进行合规性审查。

环境责任“原罪”说——关于环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再思考

关于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解释,学术界作过反复探讨,但都没有给出无懈可击的论证。我们主张环境责任"原罪"说,即任何环境行为都负有妨碍环境的"原罪",环境侵权是由环境行为引发的对有归属利益的危害。环境侵权行为人只是环境行为人中的一部分,只有他们才成为环境侵权的受控者。

《侵权责任法》实施背景下护理过错的认定与预防对策

近年来，护理侵权纠纷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法》）对医疗损害赔偿有专章规定，这里的医疗当然包括护理。《侵权法》对医疗（护理）侵权责任的构成规定了四个要件，即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侵害行为，对患者造成的损害后果，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主观过错，

《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职能的思考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学会医疗鉴定职能面临重大转变。现阶段医学会行使医疗损害鉴定职能具有合法性。未来应当建立起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体制,医学会将不再承担组织医疗损害鉴定的职能。但医疗专家不应被轻易否定,仍应当在医疗损害鉴定工作中承担主要角色。

论国家赔偿法的废止

国家赔偿法弊端重重,多数学者主张修改,但是笔者主张废止,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处理国家赔偿案件,理由是:第一,没有专门制定国家赔偿法的国家,照样能够解决好国家侵权赔偿案件;第二,双轨制并非大陆法系国家的必由之路;第三,国家赔偿法存在的基础是国家责任豁免原则废除的不彻底性;第四,民法完全有能力取代国家赔偿法处理国家赔偿案件;第五,以民事诉讼法处理国家赔偿案件可以克服现有程序的严重弊端。

制定侵权责任法应着力解决的五个问题

《侵权责任法》涉及到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问题,涉及到各界利益的平衡问题,起草工作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4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召开了第一次侵权责任法专家讨论会,广泛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起草工作中的一些重大法律问题,如侵权责任法的性质问题、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问题、侵权行为的类型问题、侵权责任形态问题、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等。对于法学界重点关注的《侵权责任法》应当规定哪些突出的侵权行为,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什么等问题,笔者根据与会专家所探讨的这五方面问题,分别做出评述。由于《侵权责任法》是一部人民性和科学性极强的民法部门法。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制定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侵权责任法》。

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不是胎儿有无权利能力的问题,而是胎儿能否就其出生前的侵害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对胎儿利益保护应注意下列问题:侵权行为的多样性、间接性,父母能否成为侵权主体?父母对损害发生有过错,能否适用过失相抵原则?父母阻却违法的允诺,是否对受害人有效等。

公序良俗与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功能及适用是和公序良俗原则关联在一起的。就民事法律行为而言,违背公序良俗将导致该行为的无效,并进而引发其它间接后果。基本权利虽然不是对法律行为施加限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但是,它是判断是否构成违背公序良俗的重要标准。就侵权行为而言,违背公序量俗之侵权属于侵权行为的重要形式,具有"权利型"侵权和违反"法益"型侵权所不具有的功能。基本权利对侵权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序良俗"这一制度性平台,对侵权行为之构成产生阻却的功效。在民事审判中,公序良俗原则具有适用的必要性,它事实上也是基本权利在民事审判中得以适用的管道。

现行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对医疗损害鉴定采用何种模式,理论界分歧甚大,上海、江苏等地方高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也存在差异。从实证分析看,鉴定结论的轻重、当事人的选择倾向、判决的采纳与否都并非鉴定是否可信的决定因素。可信鉴定模式的自在要素在于科学性与公正性,其中科学性来自鉴定人的专业性,公正性来自程序的正当性。在鉴定体制重构选择上应该:新建全国统一的鉴定专家库成本过高;司法鉴定模式科学性先天不足,制度改建困难;医学会鉴定模式能保障鉴定主体的适任,其在程序上的缺陷可借鉴上海等地的做法通过规定有限异地鉴定、鉴定人出庭等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