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机器与劳动”思想初探——基于《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运用哲学批判同政治经济学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揭示了“机器”原初诉求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对立。他指出,有悖于某类“常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工人遭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与压迫。本文从“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提高”两个方面逻辑性地梳理了马克思有关机器大生产中工人遭受剥削压迫的论述,深入讨论了马克思对“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提高”原因的分析,进而从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视阈出发,在强调“机器”(技术)阶级性基础上提出,应当且能够展望一整套迥然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崭新机器(技术)生产体系。

以提高生产率的流水线转单元的变邻域搜索

为了探索通过流水线向单元转换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方法,研究了在不增加劳动时间的前提下,通过流水线向单元转化来提高生产效率,即降低产品的流通时间。为了降低流水线向单元转化的多目标模型复杂度,提出了将劳动时间作为约束条件而只考虑最小化产品流通时间的单目标模型。鉴于流水线向单元转化是一个NP-hard问题,针对模型的特点,提出了基于变邻域搜索的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实例,验证了流水线向单元转化可以在不增加劳动时间的前提下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并依据实验结果给出了如何进行单元构造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建议。

我国充分就业的模式和路径探析

促进充分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目标之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宜采取不同的模式促进充分就业。增加社会总供求,发展基础产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创新产品和服务,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新兴产业和缩短法定劳动时间,适当降低劳动效率,腾出部分劳动空间等都是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

椎管内麻醉分娩镇痛对产程和分娩结果影响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对产妇给予椎管内麻醉分娩镇痛干预后对其分娩结果以及产程产生的影响。方法选取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收治的90例产妇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奇偶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45例。干预组选择椎管内麻醉分娩镇痛方式展开分娩干预;对照组未选择麻醉镇痛方式展开分娩干预;比较2组产妇不同产程视觉评分表(VAS)、产后失血量、总产程时间、新生儿阿氏评分(Apgar)以及新生儿结局(新生儿肺炎、呼吸窘迫综合征、自然分娩)。结果干预组产妇第一产程VAS评分(2.59±1.13)分、第二产程VAS评分(3.59±1.15)分、产后失血量(203.59±46.25)mL、总产程时间(480.13±26.49)min,少于对照组(6.78±2.53)分、(5.13±1.59)分、(273.49±52.59)mL、(540.79±36.39)min;干预组新生儿Apgar评分(8.31±1.53)分高于对照组(7.40±1.2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产妇新生儿肺炎发生率2.22%以及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2.22%低于对照组20.00%和17.78%(P<0.05);干预组自然分娩发生率88.89%高于对照组55.56%(P<0.05)。结论椎管内麻醉分娩镇痛方式的有效运用,可实现产妇分娩疼痛感缓解,产后失血量减少,总产程时间缩短,新生儿Apgar评分提升以及新生儿结局改善,最终发现产妇预后水平显著提升。

新产程标准对总产程超过24 h初产妇分娩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新产程标准对总产程超过24 h初产妇分娩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4年12月初产妇100例与2018年1月-2018年12月初产妇100例的临床资料。2014年1月-2014年12月初产妇100例为A组,采用旧产程标准管理,2018年1月-2018年12月初产妇100例为B组,采用新产程标准管理。比较两组人工破膜率、应用缩宫素率、会阴切开术率、手转胎头术率、产钳助产率,统计两组中转剖宫产率,剖宫产因素;比较两组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发生率、转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率。比较两组产妇产后出血、产后尿潴留、会阴裂伤、尿失禁发生率。[结果]A组剖宫产率显著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应用缩宫素率、产钳助产率显著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剖宫产潜伏期延长、活跃期停滞比例显著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胎儿宫内窘迫、Apgar评分比较、转NICU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产后出血、产后尿潴留、会阴裂伤、尿失禁等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新产程标准能够降低总产程超过24 h初产妇剖宫产率,减少因潜伏期延长、活跃期停滞导致的剖宫产率,减少缩宫素应用,减少低位产钳助产率,不增加胎儿窘迫及新生儿窒息率以及产妇产后并发症发生率。

商品价值决定的时期规定性与三个难题

商品价值决定不只具有空间规定性,还具有时期规定性。商品价值决定的时期规定性强调,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时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商品出售时生产和再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认同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会直接参与商品价值决定的基础上,本文以商品价值决定具有时期规定性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价值总量之谜和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这三个有关商品价值决定的难题。本文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源于生产力较高者创造的更大的社会价值,价值总量之谜只是一个容易迷惑人的现象,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参与商品价值决定。

工业机器人使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以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为逻辑起点,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利用2006—2017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伴随着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的扩张,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当越过极值点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将会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因此,短期内政策的关注点应是在推动工业机器人研发与应用的同时,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构建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劳动保护制度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伴随着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会弱化,这意味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强化劳动保护可以缓解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

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和价值量的决定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本文在假定等价交换以及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等于劳动总量的基础上,推导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具体表达式。由此说明,在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中,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起的作用都不可或缺,但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给定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之后,首先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决定该劳动总量在不同行业中的分配,即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其次再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在其所生产的每一商品上的分配,即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