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基于秦岭景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脆弱性及其评估框架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借鉴社会-生态系统及其脆弱性相关理论,探索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秦岭山区乡村人地关系的测度与解释。从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结合的角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参与式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在农户生计分类的基础上,测度以农户为基础的局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度,厘清不同类型农户和景区脆弱性的影响机理。以农户适应性为切入点,提出实践对策与建议,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研究表明:(1)以旅游生计和综合生计型为主的农户较传统生计型(务工/农)农户脆弱性降低。局域脆弱性空间差异不大,但结构性差异显著,其中,社区共管类景区脆弱性明显较其他景区低。(2)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家庭物质资产种类、旅游收入、贷款资助机会、区域优势度、技能培训等成为影响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因素。(3)自然资本缺失、适应力资本分异、企业经济理性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进一步增加了人地系统脆弱性,而农户认知、社会资本建设以及社区共管模式有利于提升系统应对风险能力,减缓或降低系统脆弱性。

长三角中心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在构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测算长三角中心城市2008—2017年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三系统的协调度,以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化,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长三角中心城市三系统协调发展呈现为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但热点城市范围在研究期内相对固定;在空间上,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始终保持“东南-西北”分布格局.(2)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及相对稳定的空间聚类格局,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市场驱动、交通通达、外商投资、劳动聚集、资源禀赋和旅游规模对该区域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与旅游效益的影响系数则显著为负.

张家界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及障碍因子

张家界市位于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带给当地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张家界市4区县为例,基于SEE-VSD模型构建SES脆弱性指标体系,选取具有地域特色的29个指标,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脆弱性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2008—2017年,研究区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分别出现“较快上升”“波动上升”和“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2)系统脆弱性总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变化趋势;2008—2011年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2012—2017年则为“东高西低”。3)适应能力指标对研究区SES的脆弱性影响最大。由此表明,加大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坚守环境质量底线对于实现贫困山区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进展

适应性思想和方法因符合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对实现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旅游地社区生计具有重要意义,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文献系统分析基础上,从研究尺度、研究对象、评估方法和分析框架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评述,研究发现:①研究尺度宏观微观相结合,以小尺度研究居多,中尺度研究需加强,研究对象需要多维度融合;②研究结合多角度框架分析,主要包括"脆弱性-适应性""恢复力-可持续性"和"恢复力-适应性"3种类型,促进多元化评估方法在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中的应用;③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需综合多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

干旱区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敦煌市为例

文旅融合背景下,分析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能够为文化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敦煌市为典型案例地,从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BP神经网络等方法,探究了2007—2018年案例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时序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7—2018年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处于较良好的状态且可划分为波动-缓慢增长-快速上升阶段。(2)文化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在决定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程度方面起到主导作用。(3)社会-生态系统及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子系统间对系统总体的协调度普遍起正向推动作用且作用强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大。(4)各因子的贡献率大小为敦煌百度指数>敦煌研究院研究生数量>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旅游业碳总排放量>文化产业经营单位。

大运河文化带生态美学与社会美育价值研究

大运河文化带不仅具有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价值,也具有美学与美育价值。可以从生态美学的实践根基、本体论、存在论3个理论维度分析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所有人都生存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基于生态美学,塑造生态环境之美,是重要的社会美育途径。大运河文化带发挥社会美育价值的三大途径是:通过构筑生态景观进行生态美育;通过发展文旅融合进行人文美育;通过创作公共艺术进行艺术美育。提升大运河文化带生态美学与社会美育价值的策略有:“文化为魂”凸显“运河之美”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营造“诗意生存”生态,推动“诗意运河”建设;优化文化艺术供给,促进社会美育供给。

社会资本、生态认知与乡村旅游创业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研究——基于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干净整洁的自然环境是乡村景区受到城市游客青睐的基本要件,因此乡村旅游创业中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要求更高,而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往往会影响其保护环境行为的选择意愿。以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调查范围,基于337份乡村旅游创业农户调查数据,探索乡村旅游创业农户的社会资本组成及其对亲环境行为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得出:(1)乡村旅游地创业农户的社会资本结构由社区人际网络、社区信赖、社区声望、社区融入以及社区约定五个维度组成;(2)在社会资本结构的组成中,社区人际网络、社区信赖、社区声望以及社区融入对乡村旅游创业农户选择亲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比较明显,但有一定差异,社区约定对创业农户选择逆环境行为的制约作用并不显著;(3)创业农户的生态认知水平显著影响其是否选择亲环境行为,且在社会资本与亲环境行为选择方面起到中介作用;创业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则在社会资本与亲环境行为选择方面发挥着调节功能。(4)乡村旅游创业农户的户籍是否在本村,并不影响其在经营过程中是否选择亲环境行为选择的意愿。

基于数字经济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为研究我国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值得到评价总分,结果表明:(1)从指标权重值来看,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所对应的权重值分别为0.493、0.282和0.225,对比权重值的大小可以发现,经济效益的权重值最大,说明经济效益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2)从整体上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较低。(3)我国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2014—2021年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在2020年上升明显,可能原因在于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居民跨省旅游率显著降低,大部分居民选择就近出行,直接推动了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下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遵循SES与AC理论,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从生态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及两者耦合协调度三维度构建城市旅游系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02—2019年旅游系统韧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城市旅游系统韧性不断改善,但年度均值偏低(低于0.15),空间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少数高值区呈点状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及成渝地区,多数低值区零散分布于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2)社会与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改善中起支撑作用,生态韧性起制约作用。(3)城市旅游系统韧性存在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特征,级别跃迁较困难且跃迁易受邻域溢出作用影响。(4)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与生态环境因子间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强,生态因素影响力最弱。

新时代旅游业发展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基于公平、教育与生态文明的视角

旅游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的一种高级精神需求,对人的价值实现以及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旅游业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发展迅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然而新时代背景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旅游业与社会的全面发展。除了经济,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众休闲权、资源与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二是旅游业在公众审美、社会公德、伦理与国家精神和文化认同等教育方面存在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我国历史文化与独特资源的潜在教育功能;第三,旅游业仍未彻底扭转“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生态文明理念存在较大差距。对此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旅游业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在社会公平、公众教育以及生态文明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以期为实现社会全面、充分发展做出贡献。

基于社会属性和旅游经历的旅游者生态意识研究——以海南旅游者为例

本文以生态意识结构层次为理论基础,设计出符合海南省旅游实情的旅游者生态意识衡量指标,并对海南省的旅游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生态意识的4个影响因子:生态认知、生态态度、生态评价和生态行为。运用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考察社会属性和旅游经历两个外部因素对生态意识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海南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水平整体低下,行为与态度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旅游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对生态意识的不同层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影响,其中:旅游者的年龄对生态态度层次表现出负相关影响,旅游者的教育程度对生态意识的积极影响效应并不高,旅游次数与旅游者的生态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针对性的生态意识宣传能有效提高旅游者的生态意识。

西藏旅游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

目的以整合视角对自然、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复合系统进行研究,增强系统动态平衡能力。方法界定旅游社会-生态系统及其恢复力,并对西藏7区(市)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及恢复力进行了(半)定量测度。结果西藏7区(市)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差异明显,各区域系统在其适应性循环中处于不同阶段。结论研究框架在综合研究和度量人地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新时代内河航运开发的全面经济性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

新时代内河航运占地省、能耗小、环境友好的比较优势愈发突出,发展内河航运提到更高的高度,传统的以运输效益为主的经济性评价方法的片面性日益凸显。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的特点进一步归纳、完善,基于内河航运工程建设对综合交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文化旅游等各方面的综合效益,探索构建一套可用于内河航运开发全面经济性评价的指标体系,简要论述各评价指标的定量化和货币化计算方法,并以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复航工程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为新时代内河航运开发经济性评价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旅游社会—生态系统弹性测算的旅游开发研究——以苏州为例

根据脆弱性和弹性一体两面的关系,借鉴苏里尼(Zurlini)等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测度公式,以苏州为例对苏州古城区、吴中区、相城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常熟、张家港、昆山、吴江和太仓共10个区域的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进行了估算和旅游开发分析。结果表明,古城区的旅游社会—生态系统弹性最小,系统正介于稳定阶段和释放阶段之间,应更多的关注保护,以免系统遭受更多的干扰而使系统完全失去弹性;常熟、昆山、吴江和吴中区的弹性次之,系统正介于快速增长阶段和稳定阶段之间,旅游开发活动要谨慎开展,随时关注系统的弹性变化;相城区、太仓、张家港、高新区和工业园区的旅游社会-生态系统弹性最大,目前正处于系统的快速发展阶段,可以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活动,系统有能力承受一定的开发活动干扰。适应性循环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旅游社会-生态系统弹性与其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

入境旅游格局演变及其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关系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辽宁省入境旅游格局演变及其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入境旅游在时间上呈现出快速递增的趋势,盘锦增幅最快,在空间上非均衡性愈发突出;大连和沈阳水平最高,辽西走廊阜新和朝阳水平最低.入境旅游呈现离散分布,负相关性开始减弱,空间依赖性有所增强,第二象限数据点最多,第一象限数据点最少.入境旅游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整体不高,耦合度包括低水平阶段和拮抗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为主.

黑龙江旅游市场消费流行与生态和谐的检验

生态旅游市场消费满足旅游群体返朴归真的特别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同人与社会的和谐紧密联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条件。研究黑龙江旅游市场的价值追求及目标取向与生态和谐元素,生态品牌消费文化特色与资源保存和旅游目标市场营销,生态环境保护及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对老工业基地改造市场化和维护旅游环境栽体与保持人类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旅游环境容量是景区调控游客规模、实现景区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依据。以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为研究对象,依据旅游环境容量分为旅游空间环境容量、旅游生态环境容量、旅游设施环境容量和旅游社会环境容量4个分量指标,按这些指标对大峡谷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评价。研究表明,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的日生态旅游环境容量为2 395人次;月生态旅游环境容量为71 850人次。空间环境容量是旅游发展中的主要限制因子,游客量随季节分布明显且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大峡谷景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问题提出具体的调控措施。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秦巴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秦巴山区是中国生态旅游资源富集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也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旅游产业在自然灾害、市场波动、贫困、生计脆弱等因素影响下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和压力。使用脆弱性量化评价方法,分析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和社区尺度的SESs脆弱性差异,总结乡村旅游对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和局域SESs脆弱性扰动的作用机理,为降低系统脆弱性、提高社区及农户适应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秦巴山区社会生态系统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秦巴山区乡村旅游地SESs处于中等脆弱状态,系统抵御风险与冲击的能力仍显不足;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SESs脆弱性存在较大差异,脆弱性程度为边远型>景区边缘型>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多样性等指标对提高农户自适应能力影响显著;社会保障制度和资金投入、灾害响应和行动效率以及社区发展等社会应对能力指标对降低系统脆弱性有重要作用。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辨析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是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有机统一,两种关系并存于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中,成为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利益关系的冲突,正在使生态旅游经济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和谐的现象,突破利益关系制约的瓶颈,重建和谐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正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着眼点。因此,本文对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进行深入辨析,指出无论是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还是生态旅游经济过程,都具有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相统一的二重性,这些都决定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协调统一。针对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在实践发展中的扭曲变形,只有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平台,对失调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进行修正,还原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本来面貌,即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协调、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统一的理想状态,才能实现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结构变迁中民俗体育与家园生态保护协调论

运用田野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和历史比较法,以社会结构变迁为研究视角,以潍坊风筝的历史文化生态变迁为例,对民俗体育在旅游开发中对"家园生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社会结构变迁中"家园生态"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民俗体育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建设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和民俗旅游健康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