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视域下传统村落的主体性消解与重构

高强度的社会流动加剧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乡村旅游在助力乡村发展的同时,也为传统村落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本文依据“主体性意识”和“主体行动能力”两个维度,重新对传统村落进行类型学划分,并进一步解读乡村旅游发展何以消解与重构传统村落的主体性。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塑造了差异化的村落主体性景观,具体表现为主体性意识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双重消解、主体性意识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双重重构、主体性意识的消解与主体行动能力重构、主体性意识重构与主体行动能力消解四种类型;“有主体意识—有行动能力”是乡村旅游驱动传统村落转型的理想状态。其中,主体性意识得以重构的关键在于社区精英或外来精英有意识的引导和干预;主体行动能力得以重构的关键在于确保多元主体均能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参与机会和参与空间,尤其注重对村民参与能力的培育和建设。

产学研主体创新效率及其对旅游业绩效的影响:省域分析

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视角,以省域为空间单元,测算并比较产学研三大主体的旅游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及空间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创新效率对旅游产业绩效的影响。选择旅游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为旅游创新主体的代表,采用DEA模型和灰色关联方法对3个不同时段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各省份三大主体的旅游创新效率值总体偏低,并呈现出“一带一路”沿线,“东南-西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等省份创新效率值较高的空间格局;三大主体旅游创新效率的协调度不高,部分省份达到高平衡状态;三大主体的旅游创新效率均与省域旅游产业绩效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关结果有助于理解区域旅游创新的结构和过程,为我国旅游创新资源的合理分配提供参考。

近郊乡村旅游恢复性体验对城市上班族游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旅游作为衡量国民福祉及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目前从旅游本体认知及宏观层面探索与游客满意度、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较多,但针对某类旅游体验对特定旅游群体心理感受影响的专项研究较少。以探究近郊乡村旅游恢复性体验对城市上班族游客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为目的,以便指导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合理开发管理。针对旅游恢复性体验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出4种假设,结合长三角地区的相关调研进行样本统计分析,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最后验证假设。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近郊乡村旅游恢复性体验的4个维度与城市上班游客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维度均呈显著正向关系。研究虽需细化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旅游因素,深化不同城市上班族间存在的差异性,但可预期该研究将丰富不同类型旅游体验与游客幸福感关系的理论研究。

全域旅游与主题图书馆融合发展研究

[目的/意义]在全域旅游和高质量发展时代背景下,通过分析全域旅游与主题图书馆之间的文化耦合性和实践模式,可为两者可持续融合发展探索更多可能性。[方法/过程]采用主题词检索,对国内学者有关文旅融合和主题图书馆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对国内外文旅特色图书馆的现状、实践模式、存在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结果/结论]提出全域旅游和主题图书馆融合发展的五条策略:政府规划融合,促进融合发展理念认同;空间功能融合,成为全域旅游新地标;文化资源转化,增强地方旅游吸引力;志愿服务加持,增强主客当地文化认同;宣传合力推动,促进交流推广机制融合。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价值解读、模式与路径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记录中国军工史、工业化史和党史的重要载体,是一种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和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为了促进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融合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等方法,界定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概念,解读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旅游价值,提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路径与对策,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主观感知视角下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研究

以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8个村镇中的社区居民为调研对象,综合运用云模型、异质性分析、QCA等方法,探讨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影响的组合方式。结果表明:社区居民认可森林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担忧森林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破坏、文化冲突和社区矛盾等负面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存在异质性,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在亲友参与森林旅游项目或家庭成员为干部的情况下,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耕地面积与住房面积对居民价值共创意愿有显著正面影响。文化程度和邻里关系对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具有普遍影响,反映了教育和社交因素在塑造个体态度和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因此,为了实现森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限制森林旅游的过度开发,同时确保环境和文化的保护,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社区则需要积极参与旅游规划和管理,确保环境和文化的保护,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居民参与能力,同时维护良好的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社区居民需要积极参与森林旅游的规划和管理,建立良好的社交网络,承担起环境和文化保护的责任。

“范”与“失范”:情境性旅游伦理感知中的社会主张与个人建构

文章从旅游活动中的旅游行为失范现象切入,研究具体情境中旅游伦理感知的作用机制,从概念辨析、逻辑思辨和科学实证等不同进路对情景化旅游伦理感知及其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伦理感知的作用机制是一种体验动机导向的主观建构。社会层面的旅游伦理是一种共识性的伦理理型,其作用机制有赖于旅游者在伦理的情境性感知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人建构结果。个体对于情景化旅游伦理的感知建构是一个体验导向的主观选择过程,此过程不仅受到客观层面建构障碍的阻遏,还与旅游者主观层面的建构过程相关,二者的交互作用共同发生于旅游情境当中,从而使旅游者的伦理建构往往呈现某种遮蔽现象,进而导致旅游者行为呈现失范倾向,甚至出现旅游交往的社会情境因不伦扰动而失序的情况。为此,文章根据建构障碍和建构过程在主客观层面的不同影响,将旅游行为失范进一步划分为伦理失察与伦理僭越两大类型,并据以辨析不同旅游行为失范背后的成因差异,为纾解或消除旅游行为失范提供理论参考,以期进一步丰富旅游伦理领域的相关研究。

民族旅游地游客的地方信任变动及主体响应策略

在地方消费与情感消费叠加的背景下,地方信任日渐成为民族旅游地的新型旅游资源,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凤凰古城作为典型案例地,通过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游客的地方信任具有鲜明的变动性,具体表现为时空变动性与结构变动性两个层面。时空变动性在时间层面意味着在旅游前、旅游中以及旅游后的时间维度上,游客的地方信任账户因游客的地方想象与临场体验的不断协商而有所变动,在空间层面上体现为游客的地方信任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双向迁移。结构变动性在信任状态层面处于信与不信交织的状态,在信任对象层面表现为地方品牌信任、旅游消费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之间互相传递,形成一幅由不同情境、不同信任对象、不同信任状态拼贴而成的马赛克式信任景观。游客、商家、地方政府分别采取自我应对与协同应对、主动履行公民责任、给予制度保障等策略以响应动态变化的地方信任。

乡村振兴中多元主体协作的网络治理研究——以闽东P县文旅产业发展为例

随着乡村治理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成为助推乡村善治的重要内容,但多元主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善治的产生。从网络治理理论的视角切入,以闽东P县文旅产业发展为案例,分析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机制与治理网络的形成。研究认为:在具备较有凝聚力的领导力和权威、较规范的制度和机制、丰富多样的资源和较高的主体间的信任度的时候,多元主体才有可能开展有效协作,网络治理才有可能产生并带来善治。各地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从自身需求和禀赋出发,从协同整合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网络治理的持续性政策。

主体交互的行动网络:旅游视域的“向内转”

随着国家决策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转移,中国乡村旅游的结构形成了多方介入的行动者网络,并由此演变为主体交互的关系世界。与此对应,人类学研究呈现了存在论转向与行动者聚焦,继而派生出“多物种民族志”与“多主体人类学”等前沿成果。由此,聚焦旅游研究的“向内转”,将视点由以往关注的旅游线路、游客流量与行业产值等外部表象,转向更为内在的行动主体,考察旅游交互中人的存在、相互关联及价值实现,并关注旅游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主体兼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广西旅游为民调研及实现路径研究——以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互相促进成为新的增长点。新形势、新要求、新机遇、新挑战,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旅游为民案例的实地调研成果为基础,探讨旅游为民的实现路径,结果显示,巴马县在政府驱动和企业主导的模式下,县年收入、居民生活环境、交通设施、民风得到改善,应进一步提高科技对旅游的融合运用,实现旅游产业多元主体共建与融合。本文对旅游行业提出具体对策和措施,贯彻落实旅游为民的发展思想,以期助力旅游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并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

旅游演艺研究的核心议题及发展趋势

旅游演艺的蓬勃发展,催生出对其研究的热潮。由于国内外旅游演艺的发展阶段不同,相关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体系混杂,研究存在明显差异。为廓清和厘定未来旅游演艺的研究重点和方向,需要对相关研究进行及时的文献回顾和梳理。基于文献分析法系统的回顾旅游演艺研究的核心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①研究内容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主体和与文化的关系两方面;②研究理论差异表现为国外研究多以成熟的真实性理论视角作为支撑,而国内研究缺乏理论支撑;③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外均采用定性、定量或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④旅游演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地方性、演艺声景,及多感官化的旅游演艺感知都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

民族旅游地妇女旅游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

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涉及旅游发展对地方微观个体的影响,也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文章以民族旅游地西江苗寨景区为案例研究地,从旅游影响感知视角出发,基于SEM和fsQCA方法,综合分析民族旅游地妇女旅游影响感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与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活幸福与人际关系和谐是妇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维度;积极影响感知可显著提升妇女主观幸福感水平,消极影响感知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影响为主;消极影响感知、物质需求满足、身心整体健康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且存在多种路径可以实现民族旅游地妇女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研究结果为全面理解旅游发展与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效提升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水平提供理论指导。

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阆中市五龙村为例

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和旅游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阆中市典型乡村旅游地五龙村为个案,基于社会学理论构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概念模型并设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幸福感测度指数、幸福感计量模型等数理方法分析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表明:(1)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性驱动因素为生活富裕感、民生安居感、自我价值感及未来期待感,隐性联结因素为属性特征变量;(2)显性驱动因素中未来期待感最为重要,居民在精神层面的感知较物质层面更能与主观幸福感产生共鸣;(3)显性驱动因素中各测度指标的权重与测度指数大小次序一致,差异化系数分值波动较大;(4)居民个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差异显著,平均水平为“幸福等级”,受访居民在第4至第5级梯度幸福感等级的频数及占比较高,全村整体幸福感水平为“非常幸福等级”;(5)隐性联结因素中的年龄、月均收入、从事职业、居住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其影响大小关系为年龄>月均收入>居住时间>从事职业,文化程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向影响关系。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井冈山地区为例

旅游发展作为带动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能否有效提升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值得进一步研究证实。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井冈山地区414名居民,对获取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二,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旅游环境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拓展了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对象群体,理清了老区旅游发展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原理。最后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三个层面提出旅游发展背景下老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我国体育旅游政策的计量分析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体育旅游是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战略支撑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把握我国体育旅游政策文本的总体特征趋势、分析体育旅游政策文本的整体性和根本性问题。研究认为:当前我国体育旅游政策基础薄弱,专项政策匮乏;政策工具呈现重环境型,轻供给型态势;政策主体呈现重政府支配,轻市场调节格局;创新价值链呈现重市场应用,轻基础研发观念;政策内容趋同性高,个性化程度低。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体育旅游政策,可以从建立健全体育旅游专项立法工作,系统编制体育旅游专项政策文件;优化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发挥政策工具的最大合力;激发体育旅游市场主体活力,调动体育社会组织积极性;提高基础研发能力,加大体育旅游创新扶持力度;综合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打造个性化体育旅游政策体系等方面加以落实。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机理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旅游非正规就业是城市正规就业的重要补充,在缓解城乡就业压力、刺激城市经济增长、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北京市为例,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探究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均较低;职业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在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性别在职业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职业境况和民生福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能为相关部门制定管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旅游参与行为研究——以零陵古城为例

探讨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旅游参与行为的关系与作用路径,有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正效应、降低负效应以及社区参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借鉴“耦合理论”构建主观幸福感与旅游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以在零陵古城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与优化主观幸福感与旅游参与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旅游参与行为之间具有耦合性特征;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正向影响居民旅游参与行为;生态环境负效应负向影响居民旅游参与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最后提出通过提高居民旅游参与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进而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建议,为旅游目的地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与营销战略启示。

旅游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社会认同的视角

以五台山景区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从社会认同的视角研究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及其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价值维度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及其价值维度能正向预测自尊;自尊在社会认同及其价值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