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创新何以成功:基于“场域—行动者”的解释框架——以A县“集体民宿”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并非易事,成功的创新也并非均质分布在每个政府层级。已有研究表明,县域创新的数量与质量都远高于其他层级。县域创新何以成功?既有研究未能给出充分回答。从“场域—行动者”框架来看,正是作为特殊场域的县域塑造了创新行动者的创新行为模式,形成了创新成功的内在机制。西南X省A县“集体民宿”案例表明,县域通过三重机制促成了县域创新的成功:一是动力生成机制,县域特殊的结构与团体特征激活了个体的创新动力;二是合作生产机制,县域统合性体制与战略性群体特征推动着创新中的集体行动;三是效果保障机制,互嵌的整体性县域资源与扁平的创新同盟的灵活行动,保障了创新行动的创新绩效。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及其实践逻辑——基于管区制度的案例研究

通过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提高基层政府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W镇的管区制度为例,探讨乡镇政府治理结构调适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通过管区制度再造科层组织结构,实现了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统合。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借助管区制度推动任务执行,形成统筹包干制的治理策略,充分调动了乡镇干部的治理积极性。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体现了乡镇政府的多重实践逻辑,即党政体制对组织结构的调适、基层治理对一线治理的适应以及治理成本与有效治理的平衡。治理结构调适说明乡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源于基层党政体制的弹性与制度空间。

乡贤型顾问:新乡贤参与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功能与机制研究--以湖北省Z村为例

新乡贤参与村干部队伍建设的作用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中西部地区新乡贤主要通过能力引领、路径引领、动力引领以及培养后备干部和村干部接班人来发挥作用。但新乡贤参与村干部队伍建设的程度和数量有限,且以家族为单位;宗族型乡贤较多,难以把握辅助村庄选举和干预村庄选举的界限。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乡贤型村干部”相比,中西部农村地区人财物流出的现实决定了新乡贤多是“乡贤型顾问”,他们主要作为发展顾问参与村级治理,这一角色定位在推动基层良性治理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能动性调适”: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实践逻辑——基于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的分析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作为行政层级末梢的乡镇政府,其职责动态配置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常态,但其中的具体实践逻辑与机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基于制度—行动者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历程为考察对象,提出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能动性调适”逻辑。研究发现,持续的强镇扩权改革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提供了改革与发展的制度空间,但该过程以自上而下运动式放权、非制度化府际分权、非对称性权责转移、非均衡性主体参与等机制为基础,这些机制的限度易引发职责体系刚化、职责承诺失信、职责执行失效、职责结构失配等一系列的行为偏差。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原则,构建由政府职责触发、识别、匹配、评估、监督五个环节耦合而成的动态配置机制,保障乡镇核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配的政府职责体系,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镇政府人事体系中的“中层职位”及其生成的治理机制——基于湖南省长沙市D镇竞岗制创新实践的分析

在乡镇政府人事体系中,事业编制人员的激励问题关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乡镇政府通过设置“中层职位”,构造双重委托—代理层级,以强化人事激励。“中层职位”之所以能够对基层干部形成有效的激励,主要与事业编制人员所处的激励结构有关。经济待遇、受领导重视程度、组织环境复杂程度和社会性收益等方面的差异,形塑了事业编制人员的可激励性。为充分发挥“中层职位”的激励效用,竞争上岗成为维系“中层职位”在行政组织中稳定生成的治理机制,这不仅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对人事工作的全面领导,而且体现了人事选拔上的公开和民主。依托竞岗制实践,乡镇政府在人事体系中形成了极具政治性的科层结构,并以强有力的“权威—服从”治理模式,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实践图式

整体性治理是理解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重要视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多中心工作”模式打破了乡镇“整体主义”的简约治理格局,乡镇治理因此陷入功能、主体、责任碎片化的困境。研究发现,为了应对治理转型困境,“组线治理”的机制创新实践,通过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和责任整合,完成了治理结构再造、治理效能激活和治理动力重塑,最终实现了转型期乡镇的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基础在于体制活力与机制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兼顾了基层治理的简约性和高效性,提高了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实践要着眼于发挥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方式,稳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绩效社会、政府内卷与基层减负——基于不确定性视角

政府内卷是乡镇政府基层负担的表征之一,主要是指处于政府组织体系底端的乡镇政府为了在绩效考核中脱颖而出主动选择增加工作难度,具体表现为人为“压缩工作时限”和“提高工作标准”,导致乡镇政府陷入无序的恶性竞争,基层工作人员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基层负担的形成源于绩效社会对当代政府的形塑,但乡镇政府绩效的实现及获得表彰具有不确定性。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绩效考核在设定标准化目标的基础上朝着以排名论奖惩的不确定性方向发展;从社会结构看,乡镇政府实现绩效目标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从个体行动看,乡镇政府追逐绩效的内在预期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乡镇政府需要通过自我加压的方式来适应绩效社会的要求。未来纠正绩效考核异化现象,需要从绩效考核源头治理着手,引导绩效考核从不确定性转向标准化、精准化,立足不同场域制定多层次的绩效考核方案,以此缓解由不确定性引发的乡镇政府焦虑,提升乡镇政府减负获得感。

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村治转型中行政与自治关系重塑

“行政”与“自治”是村级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村级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是村级治理的两种不同形态“。乡政村治”强调行政与自治的二元分治,“乡村共治”则注重行政与自治的共在共生。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不断优化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以行政目标、行政主体、行政资源和行政规则为基本面向的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传统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趋于瓦解。着眼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治理有效双重目标,村级治理逐步向“乡村共治”转型。一方面,村级治理现代化需要国家行政权的适当介入;另一方面,村级治理有效也离不开村民自治基础作用的发挥。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体现了行政与自治关系的重塑。在此过程中,需要发挥党组织的跨主体治理优势与整合能力,通过中心工作、组织动员、资源整合以及规则协同等促使行政与自治共在共生。

强镇扩权下的小城镇发展研究——以浙江省绍兴县为例

强镇扩权的兴起是分权制度变迁和现实发展诉求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权体系下小城镇的不利地位和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互为矛盾存在,表现为扩权的必要性;地方政府间权力的逐级下放和经济强镇的出现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表现为扩权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强镇扩权将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体系变革的一种趋势。文章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县强镇扩权实践的研究,认为强镇扩权对小城镇发展环境有积极影响:可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服务型政府转变;可以提高政府独立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增强城镇发展的自主性和活力;可以增加城镇发展建设资金,促进城镇硬件环境建设。但是,强镇扩权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县域一体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土地财政,抬高城镇地价;发展空间的制约会影响主动性扩权的实施效果;县级政府利益缺失会成为实际操作中的障碍。

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

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 ,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

行政包干制:乡镇“管区”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如何既确保一统性又兼顾灵活性,是大国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将国家治理体制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使国家一统性的政策能够落地,必须使治理体制精准对接乡村社会。管区作为乡镇(街道)与行政村之间的一级准行政组织,承包了大量自上而下的公共行政事务,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任务落地的载体和枢纽。研究发现,行政包干制是乡镇管区治理的核心机制。管区行政包干制较好地适应了农村基层复杂治理事务需求,维系了基层治理体制的韧性,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实现了灵活性、适应性。在转型时期,随着自上而下过程控制的强化,乡镇与管区的关系呈现从松散关联型向高度关联型转变之趋势。管区的自主性、灵活性下降,适应基层社会的能力被削弱。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避免“一刀切”,为基层政权保留一定的自主空间,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

从强镇扩权到镇级市:扩权、升级,抑或权能?——龙港镇改市之省思

近年来,为顺应新型城镇化方向,各地推行强镇扩权但实效不佳,镇级市改革应运而生。然而,不论是强镇扩权还是镇改市升级,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强镇发展困境,究其根源,在于权能结构失衡。通过构建权能GFP分析框架,能够解析镇级市改革背后的关系类型、影响因子、绩效差异和条件矩阵。而针对浙江龙港镇的个案分析在证实权能结构作用逻辑、验证因子和得出研究结论的同时,也提供了权能结构失衡的启示与省思。未来镇级市改革,需从单纯的扩权和升级,转向通过构建操作机制、理顺府际关系、深化体制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等方面,寻求权能结构平衡。

县乡政府治理的危机与变革——事权分配和互动模式的结构性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县乡政府在政府体系中的位势发生重要变化。"重新集权化"全面挤压了县乡政府,直接加剧了县乡政府与上级政府的紧张关系,间接加剧了县乡政府与基层民众的紧张关系。现在,基层政府已经陷入深刻的治理危机,这种治理危机具有深刻的体制根源。如果政府体制改革缺乏强有力突破,或将出现多重危机并发局面。政府改革需要抛却传统思路,重新界定和确立不同层级政府间权力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间建立全新的互动模式。

强镇扩权:城市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生成与诠释

"强镇扩权"旨在通过权力下放、委托执法等方式赋予经济发达乡镇部分县(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来解决基层治理中的"责权倒挂"问题。自下而上的现实管理需求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构成此项改革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客观上有利于增强基层政府自主性和推进基层治理差异化。但此项改革尚未涉及对现有行政区划层级划分和政府间职权关系的根本性调整,职权关系的变更更多取决于上级政府对基层治理实际的主观认定而非规范化的法治分权,难以避免权力下放后的周期性收放集分循环、权力规制体系缺失、行政分权与社会分权的非同步以及基层治理重"管制"轻"服务"等一系列内生困境,现有制度设计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乡村振兴与乡镇党政干部的流动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与乡村振兴先后作为解决基层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决策而提出,对作为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及其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多的任务。这也为乡镇党政干部原本就比较频繁的流动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乡镇党政干部的向上、横向与向下流动,都会产生多重的正负效应。为此,县级以上党委政府需要加大对乡镇党政干部的激励措施,同时鼓励干部向下流动到村社,因地制宜地领导和推进乡村振兴。在治理下沉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镇以上党政干部的向下流动既需要完成治理与振兴的任务,又需要解决基层政府日益沉重的乡村社会管理成本问题以提高资源投入的边际效应,还需要达到重塑乡镇政权政治权威与政治信任的目的。而随着“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逐步形成,下沉的党政干部也需要在乡村社会完成从“进场”到“在场”再到“退场”的转变。

试论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现状及提升路径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是政府组织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是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政策的内在需要,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是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的关键。当前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仍存在执行力效率低下、执行速度缓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提升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必须树立正确执行观,大力发展执行文化;提高乡镇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保证并培育政府执行资源;完善与发展执行环境;完善政策制定与修改过程。

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类型划分研究

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改革模式划分则是理解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式。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中政策起点和改革内容的不同,塑造了省内发起的专项改革、中央发起的专项改革、省内发起的系统改革和中央发起的系统改革四种改革模式。这四种改革模式在政策进程、常见形式、表现特征、政策目标和存在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并逐渐过渡到了以“中央发起的系统改革”为主要模式的阶段,这种模式能够最大化改革成效。总的来说,四种模式的划分丰富了现有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分类的研究,同时也为理解各地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思考的空间。

我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探析

当前的县乡财政体制存在一系列问题: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模糊并倾向于向县乡政府推移,地方支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权高度集中等。研究表明:"省管县"和"强县扩权"有助于改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但只有与地方民主建设相结合,才能做到面向县乡居民的偏好和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级次,细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实施彻底的分税制,扩大基于财力均等化公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