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与农村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成都市农村产权改革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治理模式。通过对"乡政村治"模式中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三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乡村合谋或控制、对村干部监督不力等原因,农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弱势群体"。理论上,"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规范和约束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行为,以保护农民利益。但是,从实践效果看,这些渠道并未起到有效的作用,原因在于制度为农民提供的诸多利益保护机制实施成本较高。成都市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级实验区,在产权改革中充分发挥农村议事会的功能,对于推进"乡政村治"模式的完善具有重要价值。

1912-1913年湖南县乡议会之教育经费议案研究

民国初年,湖南县乡议会成立,关注教育,提出大量与教育经费相关的议案,以图重振教育。议案提出充分利用现有经费,拓宽经费来源,鼓励群众集资、私人办学,并积极监督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拨款。这些议案有的尚有缺陷,有的未能落实,但总体来看推动了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展,可见地方议会在历史上的确发挥过作用,1913年地方议会的停摆也说明了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宪政之路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

村级治理中的群众动员机制研究——基于浙江舟山南岙村的个例分析

村级治理作为一种小微治理,往往表现出涉及村民数量有限、治理范围有限、治理内容具体化、事务琐碎、治理方式细碎化等特点。村级治理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从微观层面讲,是村民密切关注的"大事"。村级治理的有效运行需协同各方利益,突破"最后一公里"困境,更需要组织动员村民的主体力量。在多逻辑、多机制的治理特征下,群众动员机制是村级治理运行过程中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的机制。

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泉州市A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新乡贤"何以会重新被纳入乡村治理版图?作为新乡贤的组织形态(乡贤理事会)的运作逻辑是怎样的?借鉴经纪机制的概念,结合在泉州市A村的田野观察,本文对新乡贤及组织的主体构成-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机制进行了讨论,并从概念变迁层面对新经纪机制与传统经纪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新经纪机制是由乡贤理事会通过由宗族认同、资源支配和体制合法性构成的"复合型权威"嵌入从而建立起一套地方调节机制,实现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在乡村场域的互信和资源共享。本文主要讨论了乡贤理事会作为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未来将进一步关注乡贤理事会的其他组织形态。本研究有助于增强对中国乡村治理转型逻辑的理解,尤其增强对传统治理资源的延续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间关系的理解。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及其稳定性分析

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模型,本文阐述了"新乡贤"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意义与作用,通过构建乡村治理中的乡镇政府、村"两委"和乡贤理事会为博弈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双方在乡村社会外生权威缺乏,内生权威式微的治理局面下,采取的策略及稳定性问题。本文借助仿真工具,将博弈参与者的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参数调整对于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过程进行展示。通过研究发现博弈双方的策略稳定性与双方合作的协同收益、收益分配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正相关,与双方的投入成本成反比,存在使双方合作策略处于长期稳定性的合理利益分配组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加强博弈双方合作和乡贤理事会对乡村治理的深度科学参与提出了对策建议。

让权与赋能:农村社会组织孕育过程与机制——基于粤西Y市乡贤理事会建设的案例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有效衔接的基本纽带,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组织的孕育过程中,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这两大资源的形成得益于基层政府对村落社会在治理"空间"上的权力让渡,其结果使原本处于衰微但基因仍存的传统文化被逐步激活乃至复兴。同时,随着基层政府不断通过制度供给和"以奖代补"等方法对孕育中的农村社会组织进行政策赋能,日益复兴的文化资源又起到了吸纳经济资源的纽带作用。因此,虽然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孕育的基本变量,但有限让权和政策赋能却是其背后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