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中澳咸阳农村卫生综合项目乡镇卫生院院长管理培训效果调查

目的:评估中澳农村卫生综合项目乡镇卫生院院长管理知识培训效果。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焦点组访谈、个人深入访谈、现场走访等方法进行现况调查。结果:多数卫生院院长在管理基础知识的收获、分析问题的能力、观念的转变、管理行为的改变、员工士气的提高、卫生服务的改善方面都有所提高;被调查的三所中心乡卫生院的所有职工都认为所在卫生院近半年来的工作总体上有所改进;病人及周围居民对三所卫生院的总体满意度都在55%以上。结论:乡镇卫生院管理培训效果良好。

乡镇卫生院院长知识需求与培训意向研究——430名乡镇卫生院院长问卷调查(一)

目的 了解乡镇卫生院院长的基本状况,分析其知识结构和培训需求,为有针对性地进行乡镇卫生院院长培训提供参考,为制定提高乡镇卫生院院长整体素质的基本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问卷和个人深入访谈。结果 乡镇卫生院院长年龄结构合理,工作、任职时间长,学历低、职称高,缺乏管理知识,工作积极性不高,期望得到卫生管理知识的短期培训等。

现行执政方式的特点及改革思路

分析了现行(传统)执政方式的特点及其缺陷,认为应该认真研究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发挥执政功能的手段、方式、途径。改革者应放弃统揽一切的执政思维,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尤其是人大、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关系,明确执政方式转变的基本方向。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乡镇长群体——以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为中心的考察

乡镇政权的产生是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下移和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结果,在新县制改革中作为乡镇政权主导者的乡镇长群体被国民政府寄予了较高期望。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乡镇长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县制下乡镇长群体仍是区域社会中地方精英的一部分。虽然乡镇长在治安、司法、调解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地方精英“劣化”的历史趋势之下,个人因素对地方行政仍有诸多负面影响。总之,乡镇长运用个人权力对乡村社会进行管控的行为在本质上仍是“人治”,由此也使得其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有利也有弊。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保甲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乡镇保甲长职多为土豪劣绅所猎取。他们素质低下、胡作非为,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

权力宰制下的狂欢化叙事——读阎连科《柳乡长》

《柳乡长》是阎连科描写乡土生活的力作。小说以椿树村和九都市为基本的叙事空间,并延续了现代文学中"乡下人进城"这一母题。小说以寓言性的叙述,呈现出狂欢化叙事的特点。同时,这一狂欢化叙事又为权力所宰制,权力庇护了掠夺者,主流话语沦为反讽之语,主流价值体系也遭遇了虚假的尴尬。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从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拓展到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尝试

和谐社会是执政者治国的一个目标,历来就有“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政通人和”,“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之说。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形态和制度,但是事实上这种和谐社会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建设。就此,从微观的角度,围绕农村基层民主中的村委会选举制度及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对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思考。

我国乡里制度的起源和演变

我国乡里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的邑、里、丘是居民的最小行政单位,受贵族政权管辖。西周的乡遂制度比殷商的乡里制度有所发展,基层行政组织大备。春秋战国时期,县、郡政区相继产生,乡、里基层政权从属于郡县之下,国野界限泯灭。乡级政权人员建制结构完整,乡官职责分明。里政权职能繁杂,里吏分工细密,各司其职,里内的什伍组织更加完善。乡、里两级行政职能发展到战国末期已相当完善,标志着我国乡里制度初步形成。

重提“违宪改革合理说”宜审慎——以过去数年之乡镇长直选“试点”为事证

十多年前遭遇过不少否定性评论的"违宪改革合理说"最近似乎又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剖析违宪安排选民直选乡镇长"试点"的个案表明,违宪改革远不如在宪法架构下改革有成效。当年地方公共机关完全没有必要付出违宪的代价将乡镇长由本级人大选举改为选民直选,而是应争取在宪法的框架内给选举过程注入竞争机制。违宪改革要么行不通,要么得不偿失。只要对具体过程做考察就不难看到,任何形式的违宪都违反民主精神、破坏法治,必然加剧地方公共机关侵害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倾向。尽管重提"违宪改革合理说"之立意值得肯定,但无奈此说理论上、逻辑上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处,若付诸实践必然会对公民的权利、自由和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同样,法律学者应认清时代潮流,站在放眼未来的高度看待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提出进步的建言。提倡违宪改革实际上是变相主张继续实行人治,否定法治。违宪改革是下策,重提"违宪改革合理说"有害无益。

明代州县勾军问题的新认识——以新发现明嘉靖年间西安府勾军回答册为中心

新发现公文纸印本《王氏存笥稿》纸背文献为嘉靖年间西安府所辖各州县攒造的三类勾军回答文册。该纸背文献提供了关于明代州县勾军问题的新认识:一是展示了明中后期州县勾军册的具体文式,表明不同州县对同一类回答册的登载文式也存在不同之处。二是揭示出明中后期地方里老在勾军过程中,需要承担信息清查、根捉逃军、解卫补伍等一系列最基本、最繁重的工作,且里老申报结果的准确与否,可直接影响清军成效。三是证明了明中后期对逃军的根捉主要由军士原籍所在地的里长、亲邻、佃户负责,且可跨府根捉逃军;而对军解人户的佥补,各地并未严格执行明廷的相关规定,或者说,各地在执行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唐西州里正铨拟、上直与县吏分片管理制度

唐朝立国不久,就废止了乡正长,里正长成为地方基层管理的重要力役。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唐朝铨拟里正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为了保证政令及时传达、对乡村事务及时了解和处理,唐代实行了里正上直及县吏分片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