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ition of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in the Villager Autonomy System

The Villagers' Charter of Self-government,as a senior form of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is the general charter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It is a small constitution of villagers,so it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villager autonomy system. Such position gives the credit to both historic and realistic objective factors. Rise of state power,vacancy of legislation,accumul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resources,and democracy and contract spirit in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will certainly accelerat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and promote gradual improvement in the villager autonomy system.

从“乡规民约”到公民道德——从国家—地方社群—个人关系看道德的现代转型

作为一种"地方性伦理",传统的"乡(村)规民约"之形成、存在、内涵与作用都是与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定的国家—地方社群—个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之不可逆转的转型,"乡(村)规民约"也必然逐渐走向式微而成为明日黄花。不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在使"乡(村)规民约"从总体上走向式微、终结的同时,也在催生、呼唤着一种新的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公民道德。公民道德所调节的,是作为越来越直接投身于外部公共社会中的一员、作为国家之公民的个体与其他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论村规民约的监督

村规民约是一种存在于乡村社会中的行为规范,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村规民约进行监督具有保障村规民约的合法性、预防、纠错以及增效的作用。目前村规民约监督还存在监督意识淡薄,缺乏监督依据、监督主体不明确和监督措施不力的问题。针对村规民约的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通过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多种途径,采取严格备案审查、消除不合法的村规民约和加强判决审查等方式监督村规民约,做到既有效监督,又不至于干涉村民自治。

乡规民约与美政美俗——儒家乡村社会治理中以礼化俗的维度

儒家的理想不仅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古代中国,政权马不停蹄地换,甚至还会一时真空,但社会却还能够维持得很有好,人伦秩序一天都不乱,靠的就是教化的力量。在对江北水村余氏耕读堂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其祖辈留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忠、孝、恕、廉、耻、温、良、恭、俭、让之"十德",其新修"族规十二条",充满儒家精神与儒家情结,已成为其家风,世代相传,遵循不移,影响族人做人、做事。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彰善纠恶,能够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相比之下,《万集乡严南村村规民约》则显得简陋、单薄,失之于空洞,儒家乡村治理传统之断裂可见一斑。

乡规民约的法治功用及其当代价值

自乡村组织存在之日起,乡规民约便产生和不断衍生发展,并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不能忽视乡规民约的价值和作用。回顾乡规民约产生的历史,揭示乡规民约的伦理性特点和法治功用,提出乡规民约的当代价值,旨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自治的新途径,期望在健全和完善乡规民约的建设中,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健康发展。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规民约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黔东南州占里侗寨的调研

村规民约作为有效治理乡村的重要内容,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较大作用。本文选取黔东南州传统村落占里侗寨为研究区域,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式从内外两方面探究该传统村寨村规民约的运行逻辑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规则合意、熟人社会、文化导向、空间独立是其作用发挥的内在力量,法律政策的嵌入及国家权力的主导是其作用发挥的外在力量,内在力量体现出的侗族习惯法和外在力量体现出的国家法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规制、规范、引导和濡化民众的意识、行为、习惯、反应和态度,使民众把规则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内核和意识认同,从而规范村民行为、调节社会矛盾以及维护乡村秩序,进而使得村规民约的效力得以发挥。

论成文法在农村的困境与出路

农村的成文法数量不断增加,立法质量有所提高,内容上覆盖农村组织法、农村土地法、农村环境保护法、农业科技法等多个种类,形成了以《农业法》为中心,初具规模的农业法律体系。但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律移植中存在的弊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以及硬件建设和配套制度的滞后与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当前农民法律意识落后,对成文法内容的不了解和对其功能的漠视,成为成文法在农村面临的困境。为了摆脱农村成文法的困境,需要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促进法律与农民的对接,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完善法律硬件建设和配套制度,加快农村法制建设。

多元矛盾纠纷化解视域下乡规民约的价值与完善

重视乡规民约在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中的作用,既是对传统乡治经验的汲取,又是对当代“枫桥经验”的弘扬,同时也为多元解纷机制提供了更为丰富、有效的法治资源。乡规民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程序形式化、内容泛道德化、执行机制虚无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应当规范乡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完善乡规民约的内容,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和常态化执行机制,实现乡规民约和国家法的有机衔接,从而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

近代广东乡村民间禁赌考察

近代时期,广东乡村赌博泛滥。其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并诱发多种犯罪活动,成为广东乡村社会的一大社会问题。乡村社会通过设立乡规民约、家训族规、民间俚语等多形式对赌博进行劝阻和制裁,取得了一定的禁赌成效。

乡规民约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乡规民约是传统乡村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和当时的价值观念、组织制度、集体资源的分配交织在一起,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不同理论的乡规民约研究理路及其展望

乡规民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理论谱系的不断完善标志着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开始走向理论自觉。其中,伦理共同体理论、乡土社会理论和民间法理论为代表的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学术界开展乡规民约研究的三种理路。不过,这些各有千秋而又日臻成熟的研究理路在成功引导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农村转向"的同时,也存在着关照现实乏力和理论解释力有待深化的无奈与尴尬。乡土中国发展的自身逻辑和治理实践一方面呼唤学术界超越学科范式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同时也期待着放眼区域整合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能够成为乡规民约研究理论自觉的必然选项。

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敬故""亲睦"等思想古已有之,但将其以成文规则的乡规民约体现出来的则是在北宋及其后世,其中以《吕氏乡约》影响最大。明清至民国,乡规民约对于移风易俗功效颇大,同时也确实起到了协助官府稳固基层统治的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依据政令或法律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能力急速增强,乡规民约逐渐式微。但是,在目前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基层政府应结合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乡规民约进行改造和扬弃,将其定位为法律规范的有益补充,使之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村规民约制定中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村规民约是基层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在维持农村社会稳定、调解矛盾纠纷,推动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制定的程序合法性、内容合理性、制定过程的协同性以及自主创造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鉴于此,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视角结合A省村规民约的制定状况,分析村规民约制定过程中存在的现实梗阻,从适应、目标实现、整合、潜护四个层次探索完善基层村规民约制定和落实的路径,以此来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落实,使其基层治理、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真正发挥。

礼法相济:清代云南乡规民约的功能及治理路径

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清代云南地区的乡规民约在内容上具有广泛性的特点,涉及了诸如移风易俗、长幼有序、读书勤业、保护环境、禁赌治安、弥盗防贼等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同时在制定时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特点,往往针对某一地区的某一社会问题做出贴近生活实际的规章制度,并且规则的制定也更加细化,有理可依,有据可查,因为乡规民约的执行力决定了它的生命力。若是整合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可以划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导善功能;礼俗相交、文明和谐的化俗功能;患难相恤、互助互救的救恤功能。反思乡规民约制度何以长盛不衰,其能够发挥治理的有效路径可以归纳为以“礼法相济”四字,村民会向“礼”倾斜,但是伴随清代法律的普及和完善,法律渐成乡村治理思想的主流。总之,回顾历史上云南的乡规民约的功能和治理路径,有利于重振乡风文明,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符合乡村振兴战略需求。

清代灵川乡规民约碑及其所折射的社会治理思想

灵川县保存有大量清代碑刻,涉及改良乡风民俗、调适经济活动、保护山林水土、维护公共事业等多方面内容,其主要受清代的政治体制、桂北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规约反映了清代灵川县社会治理上注重教化、人伦有序,集体公议、官方促进,多村合作、共治共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治理原则。这些乡规民约碑既是清代官方律例的延续与补充,也对当地民间心理与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了我国的社会治理进程,对当今的基层自治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和谐民族关系视域下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的法治路径——以S市B乡为例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和谐追求将我国多民族乡村社会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与乡规民约构建的法治定位融会,通过对S市B乡乡规民约体系优势的实证分析,结合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的重难点,理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习惯法、村民自治间的关系以及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从功能、价值、构成三个方面细化新型乡规民约构建的定位方向。继而从文化根基、总体目标、治理方式、治理依据、治理整合五个角度提出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法治路径。

农村滥办酒席治理策略研究——以软法之治为视角

当前农村滥办酒席之风屡禁不止,让各地政府头疼痛不已,对于操办酒席的主角--不具有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普通村民如何引导和规范,国家制定法鞭长莫及,利用红头文件进行管理又有违行政法治原则,面对如此治理困境,需要我们跳出"硬法即法"的窠臼,从软法之治的角度探寻治理良策,充分利用乡规民约所具有的开放性、民主性、参与性、商谈性等软法属性,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这才是有效治理农村滥办酒席的可行之道。

从“神灵规约”向当代村规民约的曲折嬗变——基于滇东南L村基层组织领导村民制定完善村规民约的实践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村规民约在开展村民自治实践与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出积极作用,不仅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支持与鼓励,还在一系列中央文件中提及,开启党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民制定完善村规民约的实践历程。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民族地区,传统村规民约大多由民间信仰的礼仪禁忌(即“神灵规约”)演变而来。文章通过对滇东南L村从“神灵规约”向当代村规民约曲折嬗变的实践考察,试图为探究农村基层组织在领导村民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实践过程中如何对传统村规民约进行扬弃与超越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现状与优化路径——以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具有特殊性,关注村规民约等民间规则助推乡村治理尤为重要。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根植于乡土社会,是乡村自治的表达、法治的补充和德治的载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巩固村民自治、落实基层民主、促进纠纷解决、维护村庄秩序、引领道德风尚以及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实践中,限于村规民约的部分内容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制定与执行程序缺乏必要规范、司法机关认可程度不高等方面的影响,当前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发挥面临困境。我们应通过加大基层普法力度、提升基层公务人员法律素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监督和管理、完善备案审查机制、明确司法适用原则和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等体制机制的优化,进一步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