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宋代的乡饮酒礼变革——兼论礼典设计对地方官僚政治的回应

朱熹十分重视乡饮酒礼,并于庆元年间改革乡饮酒礼。他纠正了绍兴礼式中的多处不合古礼之处,并重新确定了宾、主、僎、介的座位和秩序。他将"僎"或"遵者"的角色进一步制度化、固定化,并将早先规定的"僎"的身份即"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改为"州以倅,县以丞或簿"。这一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的礼制改定,反映了宋代地方按察官的制度变迁,是南宋添差、奏辟之类冗官增加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

新罗时期国语诗歌的结构分析

新罗时期的国语诗歌又称之为乡歌,它是朝鲜半岛最古老的国语诗歌。乡歌作品共有25首,其中《三国遗事》所载14首,《均如传》所载11首。通过对新罗乡歌作品结构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新罗国语诗歌的构成形式。《三国遗事》所载14首乡歌作品因其类型的多样性和记录方法的特殊性,在结构层面上也表现出了独特的一面。

新罗时期国语诗歌《处容歌》研究

朝鲜半岛新罗时期的国语诗歌一般称之为新罗乡歌。《处容歌》创作于新罗宪康王五年(公元879年),是25首新罗乡歌作品中的一首,收录在朝鲜半岛古代文献资料《三国遗事》中。《处容歌》所具有的传统价值观念、民俗信仰、生活理念等内容对朝鲜半岛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洛阳所辖乡之名称方位考

与隋唐时期相比,北宋时期洛阳周边所辖之乡数量大大减少。《太平寰宇记》记载洛阳有七乡之数,但不言七乡具体名称。根据出土墓志及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考证出北宋时期洛阳所辖的乡数、乡名及方位,以补史载之阙。

“非遗”视阈下原生态民歌的艺术架构与生存路径——以马渡乡民歌为例

马渡乡原生态民歌艺术由来已久,是川东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极富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语音上、曲调上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但目前却处于传承和整理工作双重艰难的尴尬境地。这需要对其加以保护和抢救,进而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马渡乡原生态民歌的题材形式、歌词的地域特色非常明显,其曲调分为山歌、号子、小调、民俗歌等类,因此应对马渡原生态民歌进行抢救、保护,以及对宣汉民歌加以挖掘和保存并建立具体而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以使马渡民歌后继有人。文章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探讨马渡乡民歌诞生的环境与受到的挑战,考察了马渡乡地理位置和居民生活现状,以及马渡乡原生态民歌的发展现状。其次,对马渡乡原生态民歌的内容与体裁进行了全面检索,发现马渡乡原生态民歌的主要内容包括表现人们生活劳作、男女之间情感表达、反对剥削和压迫以及亲人之间情感表达等多个方面,而后对马渡乡原生态民歌体裁进行分析,对相关数据予以统计,并以广泛传唱的两首情歌为例进行个案分析。再次,从音乐学角度对马渡乡原生态民歌艺术构架的特色进行归纳,从语音、词汇、句法以及衬词的应用四个方面分析其地域特色,从旋律、调式和节奏、曲调与语言特色的结合、曲式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其曲调艺术特点,并以民歌《苏二姐》为个案进行实例分析,随后选取该县域东北方的土家族"薅草锣鼓"进行比较研究,指出马渡乡原生态民歌与之相比,马渡乡民歌是汉族祖先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在方言语音上存在差异,在伴奏乐器上不作要求,在传唱地域上不受限制,并且可细分为山歌、号子、小调和风俗歌四类。最后,提出马渡乡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保护与开发的具体实施策略与建议,包括在民歌保护方面,要制定地方法规、进行常态化建设,尽力抢救音乐资料、建立相关档案,保护传承人才、鼓励带徒授业;在民歌传承方面,要组织民歌协会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并将其纳入校本课程、搞好教育工作,还需大力引进音乐人才、开展专业训练;在民歌开发方面,要将开发融入到旅游活动之中相互促进,并做好宣传和推介工作。

宋代乡的性质及职能再认识

宋元方志对于乡的“书写”,或列于“地理”“疆域”“县境”目中,或置于“城邑考”“叙赋”条下,这是它在基层行政体系中发挥不同作用的体现,以往的“地域化”观点大大弱化了乡在北宋中期以后存在的意义。两宋时代,乡无论是否具有完整的行政职能,它都是维系其他基层区划单位运作的地域空间基础以及连接县与其他基层区划单位的关键区域。北宋中期以后,乡仍具有部分行政职能,但对于“乡政”的认识要避免三个误区:一是此时的乡并不是基层行政运作的主要区划单位;二是很多以乡为空间处理的行政事务并非是“乡政”,而是“县政”;三是以乡为空间范围开展的行政活动很多时候只是临时性质,且不具有普遍性。

论北宋淮安镇道里及其地位

北宋淮安镇位于今甘肃省华池县怀安乡所在地附近,是北宋庆州最北部的一座要镇,是唐怀安县废置而成,时间不晚于开宝六年(973年)。淮安镇地处极边,是庆州北路乃至北宋西北防御系统的重要一环,担负着镇抚蕃部,攻防西夏,应援鄜延、泾原诸路等边防任务。随着宋夏关系的演变和淮安镇自身的发展,盐酒交换等经济活动逐渐繁荣。纵向考察其承担的角色及其地位,它是为镇蕃边镇、边防军镇、盐酒商镇。

唐代守明州司马宋元质墓志考略

唐代守明州司马宋元质墓志于2006年采集于西安市西三环红光路立交附近。由墓志可知,宋元质本人崛起于行伍,后仕虔州司户参军,终于守明州司马。会昌四年(844)卒于京兆长安县辅兴里第,同年葬于长安县承平乡李村。该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唐人入仕及唐代长安城乡里分布提供了新材料。

论宋代基层区划:乡的边界及其划界原则

北宋元丰年间以前,乡是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其数量和幅员随着人口的损益而变化,故边界尚不稳定。王安石变法之后,乡的行政职能被大大削弱,"乡系户口"的功能也随之消失,乡界逐渐稳固下来。保甲法、经界法等基层改革都是在乡内完成,并不跨乡编排,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强化了乡的整体性,使乡界变得越来越清晰。依据乡所邻对象的差别,可将其边界细分为四类:乡与乡的分界;乡与路州军县等政区的分界;乡与行政治所的分界;乡与市镇的分界。从现有材料分析,乡的划界大体上遵循"山川形便"原则,这既是为了基层官员管理的便利,又符合自然聚落形成的规律。

论宋代鹿鸣宴尊老尚贤的社会教化功能

宋代国家重视以科举方式选拔人才,鹿鸣宴作为地方为得解举子饯行而开设的重要宴饮形式,受到各方普遍关注。宋代鹿鸣宴脱胎于古礼乡饮酒,二者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蕴含其中的“尊老尚贤”之意却一脉相承。凭借行于地方的鹿鸣宴和乡饮酒礼,宣传乡里地方教化,以期构建良好的民风,继而稳定地方社会统治秩序,是宋代国家地方治理的一种重要举措。

论宋代县乡吏役在土地清丈中的职责

两宋时期,土地作为国家赋役征发依据的作用日益突出,但隐匿田亩、赋役不均的问题十分严重,有鉴于此,两宋时期屡次推行土地清丈。县乡吏役在土地清丈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北宋时期,乡役人主要承担着土地打量以及亩角的计算;南宋时期,乡役人需要承担土地的打量以及亩角产税的折算计定,这与两宋时期均税地域范围从县变为乡存在直接的关系。县吏在土地清丈中承担着指导监督乡役人的具体操作执行以及攒造部分簿账文书的职责,在北宋时期还需承担对亩角的审定以及产税的折算均摊;在南宋时期如果乡役人无法完成亩角产税的折算计定,则需由县吏承担,这与乡役人的职业技能水平存在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