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重难点研究

实现对商业秘密宽严相济的保护,需要澄清商业秘密民刑交叉的重难点问题。首先是实体问题: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成立时,原则上应对相关构成要件的内涵持一致理解,刑事法仅可在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作出一些限缩。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造成损害时,存在一定区别,需要从刑事法角度,独立考量民事法的规则是否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但在刑事诉讼能认定的损害,民事诉讼也能认定,是民事损害的底线。其次是程序问题:民事诉讼采用举证义务转移规则,刑事诉讼采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则,两者不相互排斥;“民刑并行”不存在根本性问题,反而可构建层次分明、作用不同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发挥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各自优势。最后是在先裁判约束力上:就在先刑事裁判对在后民事诉讼的约束力,应区分刑事裁判的裁判主文、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形成具有梯度的约束力;就在先民事裁判对在后刑事诉讼的约束力,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的约束力较弱,刑事诉讼应按照刑事诉讼自身的法律标准,审查民事裁判所确定的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是否应当采纳。

侵犯商业秘密罪评价标准的修正与规范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完成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由数额犯到情节犯的全面转型,但未跟进更新的司法解释易使得司法实务将情节犯作数额犯化处理,仅关注数额要素对于犯罪评价的影响。侵犯商业秘密罪所保护的是复合法益:一是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商业秘密享有的私权利,二是市场竞争秩序,后者又可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商业秘密权。以此为逻辑起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评价体系应当坚持区分性、形式与实质相统一、强保护的原则,建构综合评价体系。各要素不可单独作为入罪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建构起以数额要素为主,非数额要素为辅的“情节严重”解释体系。

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制疑难问题及破解研究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大幅修改,调整了该罪入罪标准、行为方式、法律责任等内容,对该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重要指引,然而,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制仍面临如下疑难问题:商业秘密认定要件面临较大争议及挑战、侵权行为规制范围与识别尺度尚存困惑,“情节严重”的判别路径及其与“重大损失”的关系并未澄清,进而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正确认定与处罚。为破解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制疑难问题,需要在重新证成商业秘密“三要件”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各要件认定路径、明确该罪法益进而为单纯非法获取商业秘密行为入罪提供依据,厘清该罪规制范围,基于“情节严重”的新标准重新审视“重大损失”的认定价值,并从“行为—对象—结果”三方面规范认定“情节严重”,以期回应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复杂性。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司法判定——以60个案例为样本

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司法判定存在着"损失说"、"获利说"、"价值说"等诸多观点。通过对侵犯商业秘密案的60个样本分析发现,"重大损失"认定方法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侵犯商业秘密案认定的困惑。在现实语境下,在侵犯商业秘密案的"重大损失"认定方法选择上,应根据侵犯商业秘密样态来选择较为合理的计算依据,同时,科学地界定损失的范围。在未来图景上,应改变援用"民事损失"认定"刑事损失"的模式,构建侵犯商业秘密罪认定的多维标准。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扩张与限缩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了大幅修改,契合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背景。这既符合解决司法适用难题的要求,又满足了衔接前置法的需要。修改后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由结果犯改为情节犯,降低入罪门槛、提高法定刑、增加行为方式和扩大商业秘密的认定范围,内容呈现大幅扩张态势。面对该罪在立法上的积极扩张,无论持何种刑法观,都应该坚持司法适用时对相关内容进行必要的限缩解释。这既是贯彻刑法谦抑原则的需要,也是由侵犯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特点所决定的。未来可以通过对"盗窃""贿赂""欺诈""电子侵入""其他不正当手段""违反保密义务"等术语的合理解释,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加以限缩,从而防止处罚范围不当扩大。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变革与司法适用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关注和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获取商业秘密的不法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尤其出现了电子侵入的不法手段。立法者注意到了行为方式的多变性和危害性,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做出了调整,这一调整使得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制范围得以扩大,为打击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确保商业领域的信息安全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司法适用中,案情的不同也会导致审判者对法条理解和适用上的差异。在当前国家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指引下,在衡量法律的司法效果、社会效果等多重因素后,应当对商业秘密的范围做一定限制的解释,同时应当采取最广义论的观点来理解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要求的“明知”。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定位与司法认定

商业秘密在刑法中与在民商法、经济法中有不同的定位,基于刑法谦抑性,应对刑法中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解释。刑法与民法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的看待损失的,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的依据应以侵权获利额为原则,特殊情况下可参考许可使用费。单位犯罪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常见的犯罪形态,在本罪的行为模式中,个人的侵权行为与单位的行为具有对向性,单位之外的个人也有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

侵犯商业秘密罪罪过形式探讨

97刑法修订后,新增加了侵犯商业秘密罪,但是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争议较大,从而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正确认定和处理,妨碍了刑法社会保障功能的正常发挥。本文在比较分析各种学说后认为,无论是从法律逻辑,还是从过失犯罪罪行法定的角度,该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而不能包括过失。

侵犯商业秘密罪罪过形式探析

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侵犯商业秘密罪在主观方面包括过失。但是，这种立法模式违背刑法的谦抑性，而且造成法条内部相互冲突，应对其进行修改。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之辨

运用层层推进的逻辑方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首先进行了故意与过失之辨,论证了它只能是故意;其次进行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辨,指出至少它不可能是间接故意;最后进行了典型直接故意与非典型直接故意之辨,阐明了它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且在多数情形下是典型直接故意,但在某些情形下也可能是非典型直接故意。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范构造及司法适用

由于商业秘密本身具有的秘密性、价值性,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与此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方式多变,造成了罪名理解和适用上的困难。随着国家对商业秘密的重视程度加深,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使其内涵得以丰富,外延得以扩大,因此该罪的争议问题也就更加凸显,尤其是客观方面中对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理解,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在主观上的认定等突出问题更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以适应当下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客观需要。

中美贸易谈判中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文本对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调整。源于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刑法》第219条作为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条款应该伴随社会物质技术环境的巨大变革作出相应调整,以应对现有贸易环境下产生的市场秩序保护、产业发展和权利保障等问题。在被动修法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应该在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重新审视商业秘密保护内涵外延的扩大、侵犯商业秘密责任人范围的增加、新环境下犯罪手段的多元、刑事追诉门槛的降低以及举证责任转换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未经授权的信息披露等问题,针对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文本的有关内容作出修改,并考虑与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进一步衔接。同时,在后续谈判中警惕"富国陷阱",对有关刑法条款注意甄别,避免司法适用中"过度拔高"而损害产业发展与公民个人权益,从而实现尊重发展阶段现状和促进持续长远发展的平衡、打击犯罪和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统一。

刍议谦抑性原则在商业秘密刑事审判中的适用

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从弱至强的过程中,打击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应持慎重的态度,要保护好商业秘密权利人与竞争者的合法利益。在惩罚商业秘密犯罪行为时,要充分运用刑法谦抑性原理,注重处理好倡导信息自由与自由竞争、激励创新与尊重创造、维护商业诚信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三对关系,防止商业秘密刑事处罚演化为一种过分之刑、昂贵之刑、滥用之刑或无效之刑。

加入WTO与完善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制度

中国即将加入ＷＴＯ，然而，商业秘密的侵权、犯罪案件却时有发生，且有上升态势，其与ＷＴＯ多边协议、规则背道而驰。为有效地遏制其侵权、犯罪行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律监督，加大打击力度，完善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制度。

试析侵犯商业秘密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商业保密法规,侵犯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商业秘密包括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罪在实践中表现为非法获取商业秘密、非法利用不法获取的商业秘密以及违反约定或者要求利用商业秘密等行为;本罪中的"重大损失"应指实际产生的物质损失。

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罪刑结构的理性分析

侵犯商业秘密罪被纳入我国刑法10余年,对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进行了有力的保护。但我国刑法对其规定却表现出一种"厉而不严"的罪刑结构,在当前刑法向"严而不厉"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对该罪的罪刑结构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其结构特点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以使其更好地实现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功能。

侵犯商业秘密罪若干问题研究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专门增设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将商业秘密纳入到刑事法保护范畴。该罪在适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争议,也不符合TRIPS协议中有关规则。本文立足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商业秘密的概念、犯罪客体以及司法认定等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侵犯商业秘密罪保护法益的秩序化界定及其教义学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成立条件,不再要求“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只要满足“情节严重”这一定量要素就可构成该罪。这一立法变动,既意味着入罪门槛的进一步降低,也反映出立法者侧重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目的。商业秘密民事保护体系的完善和力度的不断增强,对刑事保护的重心定位产生深刻影响。将权利人财产利益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唯一保护客体或主要客体,不仅与现行刑法的体系安排相冲突,在危害后果的判断方面,也给司法实践增加了困难,造成了刑事法网的不周延。复杂客体说混淆了事实与价值两个不同层次的还原问题,错误地将价值上的“应还原”理解为事实上的“需还原”,造成了秩序法益与个人法益的纠缠不清,不当贬低了秩序法益独立存在的价值。侵犯商业秘密罪本质上是制度依存性犯罪,立足于激励理论;只有当行为人的侵权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创新激励机制,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才应动用刑法予以制裁。将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保护客体,进而在行为类型的确定和情节严重的判断上,剔除与商业秘密保护目的不相契合的因素,才可以更为合理地构建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制裁体系。

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之辩护及释法完善

2020年6月,全国人大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就我国《刑法》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取消“重大损失”要素,修改为情节犯。这一修法动议可能是履行2020年1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规定的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义务的应对表现。考察该协议中英文本可以发现,“取消义务”仅涉及我国启动刑事调查时应取消“商业秘密权利人证实实际损失”的条件,与“重大损失”的入罪门槛无涉;“列入义务”仅涉及入罪行为类型的范围设定,也未涉及是否设定“定量”的入罪门槛。相反,现阶段我国保留“重大损失”的入罪门槛地位仍具有合理性。我国履约宜采取“释法优于修法”的策略,重新认识商业秘密致损机制和设计其定损机制,来解决“获取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入罪不能的问题。

商业秘密刑事条款与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

近年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条款被频繁修订,《刑法》中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条款和司法解释却没有随之更新。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如何适用,两法如何衔接,成为当下的严峻问题。新《反不正当竞争法》改变了商业秘密的定义,增补了行为方式,《刑法》尚能应对,但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标准过低,必须通过特别规定来解决。形式上有多种可能性,内容上要把握慎刑和谦抑原则,在划清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边界时要正确把握刑法的独立品格。具体说来,由于商业秘密涉及国家安全,要对有涉外因素的行为加重刑罚;对不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质和量的区分,并与侵犯财产罪严格区分。另外,侵犯商业秘密的入罪标准“重大损失”过于单一、认定困难,建议增加“其他严重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