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尾部风险: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预期与人民币汇率变动

贸易是决定汇率的首要因素,而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本研究基于无抛补利率平价思想,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尾部风险对汇率预期的影响,建立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理论模型,进而基于交叉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的短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和尾部特征,且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最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改变外汇市场投资者的预期进一步作用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因此,央行要加强针对尾部风险的主动应对措施,投资者需关注贸易政策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调整套期保值策略。

通商开埠、条约联系与中国近代贸易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所增加,而中国则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本文以近代中国通商开埠为准自然实验,重新检验开放与贸易的关系。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以开放特定通商口岸,条约联系可以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促进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利用1927-1931年50个通商口岸与32个国家(地区)之间进出口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条约口岸进出口贸易额显著高于主动自开口岸,但与约定自开口岸规模相当。在条约口岸(含约定自开口岸)内部,势力范围的作用不显著,口岸与贸易国之间的条约联系,尤其是租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至关重要。机制分析表明,条约联系可以促进口岸府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增加进出口贸易。在1929年关税自主改革冲击下,口岸进口贸易额显著下降,但首次条约国利用其“先占者”优势扩大对华出口。

碳交易制度、双元创新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碳交易制度既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的准自然实验估计,实证研究碳交易制度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碳交易制度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正相关,碳交易制度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具有正向作用,且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强;双元创新在碳交易制度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拓展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碳交易制度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且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为激发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力,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策略选择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基于中国-东盟《框架协议》的准自然实验

多产品企业产品种类调整有助于实现企业内资源优化配置。文章匹配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与WITS关税数据,以中国-东盟《框架协议》签署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探究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框架协议》签署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使中国多产品企业显著增加出口产品种类,与Bernard et al.(2011)基于美加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主要原因在于东盟市场与北美市场的规模、产品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采取不同竞争策略的多产品企业出口种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采取质量竞争策略的多产品企业比采取数量竞争策略的多产品企业在《框架协议》签署的外生冲击下,增加更多的出口产品种类。此外,《框架协议》签署对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更大的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框架协议》签署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增加的影响主要通过创新效应发生作用,而学习效应没有显著的作用。以上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该研究为中国实施FTA战略、评估RCEP政策,以及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多样化和企业内产品组合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生产网络——基于内外资企业异质性视角

在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分内外资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同角色地位,以及有效应对不确定性贸易政策带来的冲击,对于探索内外资企业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反倾销发起方和非涉案方(第三方)视角,采用能够反映内外资企业异质性的AMNE数据库,考察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内外资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以反倾销调查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反倾销发起方及非涉案方的外资企业生产网络地位攀升,其中对发达国家、制造业与反倾销发起方境内的外资企业生产网络地位促进作用更显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发起方及非涉案方的内资企业生产网络地位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非制造业与反倾销非涉案方境内的内资企业生产网络地位抑制作用更显著;被调查国的OFDI会增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资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地位的正向效应以及对内资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地位的负向效应。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基于贸易网络的调节效应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各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文章基于2008-2019年7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贸易政策干预所引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不利于受影响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为显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不利于受影响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受影响国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贸易网络地位,减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各国应根据国情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达成来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商业信用网络位置视角的分析

以200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商业信用网络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选择提升商业信用融资,企业的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性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表明,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是通过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与系统性风险地位进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的。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缓解企业对银行信用的依赖,但当企业自身能够获得银行信用青睐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因此建议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高时充分融入商业信用网络,以商业信用资源弥补企业的银行信用不足,同时监管当局需要合理引导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避免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资源的过度倾斜。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产品进口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其进口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0-2019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产品进口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影响了中国产品的进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越大,中国产品进口规模越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越小,中国产品进口规模越大。本研究提供了深入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进口之间关系的新视角,以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决策者提供有益参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1999-2010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以及环境规制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的下降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通过技术进步和出口两个渠道使企业能源消耗强度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于国有企业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影响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内陆地区企业高于沿海地区企业,非高科技行业企业高于高科技行业企业。文章揭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减少的微观机制,强调了环境规制对节能的重要性,旨在为相关部门更好地实施环境监管政策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与食品价格波动信息流——基于EEMD模型的多尺度转移熵分析

食品价格稳定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进入21世纪,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不断提升,并影响一国食品价格的波动,正确认识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对食品价格的影响至关重要。以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表征经济不确定性,以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表征政治不确定性,采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EMD),通过信号分解和重构,构建高频分量、低频分量和趋势项,并采用转移熵方法,构建多尺度信号转移熵矩阵,基于社会网络方法分析转移熵矩阵的网络特征。研究发现: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和食品价格波动率之间存在复杂而多尺度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中期和长期效应,即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在长期内影响食品价格的中期和长期波动,食品价格的中期和长期波动又影响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中期波动。中期和长期内食品价格波动率在整个互动网络中处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是单向的,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是双向的。针对结论,提出如下建议:保持经济和贸易政策中长期的稳定性;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对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指引,致力于多边合作和互利共赢,在长期内降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

出口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吗?

稳步扩大农产品出口是缩小中国农业贸易逆差、提升农业国际贸易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本文基于2002—2019年中国对21个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对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农产品,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仍发挥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性但逐渐衰减;分出口产品类别看,出口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水产品制品和植物液、汁的出口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饮品(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果蔬(蔬菜、水果、坚果等制品)和烟草及其制品等产品出口影响不明显;分区域看,欧洲和北美洲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抑制作用显著,南美洲表现出促进作用,亚洲则缺乏敏感性。②其机制在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限制其贸易自由进而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③中国技术创新对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削弱作用,且无论是从投入还是产出视角均显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企业经营风险?

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我国政策当局应考虑贸易政策的意外调整对于出口企业的风险冲击。利用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匹配数据,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大出口企业经营风险,这一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商业信用紧缩、生产成本上升以及融资约束加剧是上述影响的作用渠道;同时,金融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调节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进行一般贸易、贸易依存度较高以及出口目的地非贸易协定国的出口企业的风险冲击更大。基于此,我国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夯实“稳外贸”与“防风险”工作,同时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进程。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投入产出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正向冲击,并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刺激行业增加科研投入,提高其出口能力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对外开放水平不同的行业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有差异,内向型行业会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而外向型行业则相反,行业贸易风险敞口会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地位产生“U”形门槛效应。

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双边贸易——基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视角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日趋复杂多变,国际环境动荡,地缘冲突不断,中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基于1993—2021年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数据,本文研究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是否受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会抑制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2)2003年以前双边贸易受地缘风险的阻碍作用显著,之后受到地缘风险的阻碍作用降低;(3)相较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两国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4)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和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意义。

技术性贸易壁垒背后的国家利益——中韩关系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是国际贸易中各国频繁遭遇的问题。本文利用中韩两国2009—2018年贸易数据,探讨遭遇TBT是否受到国家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韩关系的质量与韩国对中国发起的TBT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进一步引入EPU作为调节变量后,发现EPU对于主效应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主效应在不同行业显著性存在差异。植物来源类货物和食品类货物呈现显著,动物来源类等货物则不显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运用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2003—2020年总计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会增加。同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对中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最为显著。

需求不确定下低碳多式联运路径鲁棒优化

基于需求不确定和碳交易政策,为使多式联运经营人能制定低碳高效的运输方案,综合考虑铁路、水路班期和收货时间窗的约束,采用鲁棒优化描述需求不确定,构建以经济成本最小为目标的多式联运路径鲁棒优化模型,使用遗传算法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结果表明,铁路、水路的班期约束会产生等待时间进而产生等待成本;需求不确定的鲁棒优化不仅会增加19%的经济成本,而且在运输方式的选取上更偏向于低碳运输;多式联运经营人通过权衡最大遗憾值和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使得其既能轻松处理货运市场的需求波动,又能响应低碳要求.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模式?

出口模式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维持稳定的外贸环境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机制检验表明,生产率提升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和内陆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显著提高企业利润、扩大企业出口规模以及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而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途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选取2010一2021年4058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更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机制研究得出,债务短期化与融资约束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中介机制;“稳外资”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升级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解决“卡脖子”难题对缓解贸易冲突、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选取200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代表的国家经济转型的宏观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双重的动态作用,能在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致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升级呈现“U”型关系。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北方地区、中部地区、低创新能力地区及低金融发展水平地区更大。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和促进劳动力聚集,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并与之呈现“U”型关系。因此,政府部门应正确认识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造成的“阵痛”现象,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消除非关税障碍,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劳动力聚集,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助力我国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