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供应链韧性评估与风险传导研究--基于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的国际视角

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使得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全文基于全球重大卫生事件冲击下的国际视角,采用CoDEA模型分步评估供应链初始节点、子链和整体链条韧性,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一步探究各节点经济体在风险传导中的角色与功能。结果表明:(1)此次疫情的冲击存在于国际贸易供应链的上游、中游与下游三个节点,对整体韧性的补偿作用有限且成本高昂;(2)风险传导与风险抵御能力不同步,在此次疫情冲击下,风险传导影响力较强的经济体通常不具备较强的供应链韧性,而中国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对强化国际供应链网络韧性起到积极作用;(3)经济体因风险厌恶情绪,试图通过边缘化规避冲击,但并未产生实质性的避险效果;(4)相较于主受益板块与经纪人板块,此次风险传导关系以溢出板块为主,过多的外溢促使风险交叉迭代传播,加剧了疫情对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冲击损伤。基于此文章提出国际贸易供应链韧性提升与风险防范的政策启示。

外部冲击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保障粮食和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世界环境复杂多变,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新冠疫情等外部环境影响中国粮食安全。本研究将3次外部冲击分别定义为经济波动、对外关系与自然灾害,比较分析了3次外部冲击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短期来看,外部冲击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粮价和粮食贸易造成波动,但长期来看影响有限。在应对措施方面,通过国内宏观经济的调控、支农补贴政策、多边谈判、关税政策、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协调、粮食结构调整、逐步完善的预警机制以及不断提高的农业配送条件,保障了中国粮食市场的均衡。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确保中国粮食长久安全,应优化粮食供给结构,提高应对外部突发事件的能力,维护稳定经贸关系,逐步开拓新兴市场。

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基本事实与影响因素

“十四五”期间,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中国制造业将进入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的新阶段。只有认清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才能在新阶段为其找准新定位,为今后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依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近年来引起众多关注的中国加速去工业化趋势,基于标准化判断方法来研判,中国尚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从统计分析来看,中国于2012年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出现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趋势,但使用实际增加值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名义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使用就业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从理论角度和事实角度深入探究后发现,需求偏好升级、相对技术增速改变、国际贸易冲击和全球价值链是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适应需求偏好升级,着力发展新型制造产品,紧抓科技革命契机,加快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立足贸易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理应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题中之义。

贸易冲击、产业结构变迁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传导机制与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识别外部冲击因素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加的影响,本文利用债券募集说明书和跟踪评级报告收集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数据,并将2008年经济危机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研究了负向的贸易冲击对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负向的贸易冲击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这一效应不仅体现在融资平台发债总额,还体现在融资平台发债次数以及单笔发债规模上。从机制分析上看,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负向贸易冲击的影响从而采取的扩张借贷等政策,会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加,同时产业结构变迁也是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负向的贸易冲击会导致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未来偿债能力的下降,进而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长期债务增加。此外,通过异质性分析可以发现,负向贸易冲击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加的效应主要存在于金融市场发达的子样本中以及生产率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子样本中。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完善我国经济内循环,提高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并且转型升级,这可以使得我国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的冲击,进而降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

粮食安全视角下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粮食贸易的影响分析

基于2001年1月—2022年8月中国主要粮食进出口贸易月度数据及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采用分位回归和VAR模型分析了地缘政治风险对粮食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地缘政治风险对粮食进口贸易主要表现为负影响,且冲击持续时间均较长,1年左右趋于平稳。其中,大豆、玉米和小麦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较大,大米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最小。②地缘政治风险对粮食出口的影响是异质的,但主要表现为正向影响。其中,小麦受影响最大,大米受影响最小。建议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降低粮食进口依赖度,倡导粮食生产多元化,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

基于ARMA-GARCH簇模型的碳配额价格波动特征研究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我国碳市场正处于从区域试点迈向全国统一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地方衔接全国碳市场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天津和全国6个碳交易市场的碳价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ARMA-GARCH簇模型对碳价波动问题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6个碳市场的碳价受前期交易的影响较为显著、价格波动具有集群效应以及存在非对称性冲击效应,为此提出丰富交易主体、交易产品和完善市场定价机制的相关建议。

粮食国际贸易网络的演化博弈模型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使全球粮食贸易受到了严重冲击,粮食进口国如何采取适当措施应对粮食进口冲击,是控制粮食国际贸易风险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参考2018年全球大米进出口贸易数据,构建了粮食国际贸易网络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拟分析了进口国粮食贸易策略的关键参数“历史依赖度”对粮食进口冲击的影响.结果表明:过低的历史依赖度会导致贸易集中度较高,同时也会加大进口国受高强度冲击的概率;而过高的历史依赖度则会导致中度以上冲击的概率较大.因此,各进口国要控制粮食进口受冲击的风险,需要将历史依赖度保持在适当的水平.

国内大循环、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31个省份和27个部门的中国经济定量模型,在国内大循环视角下分析特定生产率冲击对区域、部门及区域-部门层面实际全要素生产率、GDP和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量化效应。基于一系列反事实分析,探究各种机制的量化效应,揭示了异质性的地区要素禀赋和特定的投入产出联系如何影响特定生产率冲击的扩散。基于校准模型量化评估了两个生产率冲击实例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2020年湖北省实际TFP的下降导致中国GDP减少0.11%,福利减少0.07%;2013年开始的新一轮“去产能”政策使得金属加工及其制品业促进中国总GDP年均增长1.0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促进中国总GDP年均增长0.30%。

双循环视角下贸易开放与区域劳动力市场重构

为了解双循环视角下贸易开放与区域劳动力市场重构的关系,文章基于开放的多区域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以中国加入WTO作为贸易开放冲击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法考察了贸易开放带来的国际需求冲击对不同规模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调整和就业调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带来的国际需求冲击显著促进了城市工资增长和就业增长;在面临国际需求冲击时,大城市由于较小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表现为更多的工资调整,而小城市则因为较大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表现为更大的就业调整。在国际需求萎缩的大环境下,小城市比大城市需更加重视融入国内大市场以降低劳动力失业风险。

贸易崩溃、出口多样化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一个多产品多市场的理论模型,本文重点研究出口多样化对企业盈利和生产率的影响,并借助2009年全球贸易崩溃这一自然实验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贸易崩溃期间,进口国需求萎缩会降低中国上市出口公司的盈利和生产率,而出口目的国和出口产品种类较多的企业的盈利和生产率降幅较小。这意味着,提升企业的出口多样化水平,有利于降低负向需求冲击对出口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

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与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个特征:一是宏观经济波动与外部需求冲击如影随形;二是外部需求结构演变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两分天下。在这样一个外部需求结构下,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出现异质性特征,即来自加工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对投资和进出口产生更大影响,而来自一般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则对GDP产生更大影响。面对外部需求冲击,上述异质性效应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无法通过单纯地调整贸易结构中的任何一部分来降低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影响。鉴于此,提高本国企业对价值链的控制力,或者进一步多元化外部市场,都是政策的应有之义。

后危机时代中日韩对外经贸关系分析

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在2009年二季度以后呈现扩张趋势,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高度依赖出口的中日韩对外贸易在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但随着广泛的刺激经济政策起效、外需加强等因素,三国对外贸易在减幅逐渐收窄后转负为正。三国之间以及三国与美国、欧盟、东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联系最为紧密。三国应针对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高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和当前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制约因素,加强区域内贸易,拓展贸易渠道,加强金融合作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以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持久恢复。

股指期货是否抑制了股票市场的正反馈交易?——基于沪深300股票指数的实证检验

借助正反馈交易模型和EGARCH模型,引入股指期货交易的虚拟变量,对我国沪深300股票市场的正反馈交易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股指期货引入后股票市场在新信息冲击下的正反馈交易倾向受到抑制,但滞后信息冲击的影响依然显著,正反馈交易具有长期记忆特征。究其原因在于股指期货的引入虽然改变了股票市场的信息反应模式,但并没有提升市场的信息效率,即股指期货市场率先反映市场信息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未通过指数套利有效传递到股票现货市场,导致股票现货市场对新信息反应滞后,投资者决策更多依赖滞后信息,形成了正反馈交易的滞后显著特征。

贸易开放是否加剧了环境质量恶化——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状况日趋严重,政府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断扩大的贸易活动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使得人们开始认为贸易扩张或许是我国环境污染状况难以改善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我国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的重要阶段,研究贸易对环境将产生何种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大量探讨,但现有理论和经验证据还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由于贸易与环境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准确性也缺乏可信度,因此必须在回归时考虑内生性问题。在存在内生性的前提下使用OLS回归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偏误,因此本文通过构造汇率冲击变量——中国各省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加权汇率——作为贸易开放的外部工具变量来研究贸易与环境的因果影响。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3-2011年工业SO2排放强度作为环境质量的替代变量,应用2S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外贸依存度每提高1%,单位产值的工业SO2排放将会减少2.5%-3.2%;当运用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作为环境质量代理指标时,贸易开放的弹性估计值也显著为负;出口和进口依存度的增加都能减少工业SO2排放,但进口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贸易开放对我国的污染减排将起到正向作用。建议政府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并更加注重发挥进口对减轻环境污染的促进作用。

成本冲击与中国区域非对称贸易方式转型

中国近年正面临区域非对称贸易方式转型,表现为东部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由升到降,而中西部省份显著上升,这一转型对各地就业与收入等带来了重要影响。本文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各地劳动力工资、土地、交通运输、税收成本差异对企业贸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利用2006—2015年28个省份短面板数据,控制人口密度、教育水平、贸易开放度等基本面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制造业工资成本、税收成本对各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的负向影响,及表征内生趋势性的贸易开放度对各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十分显著。中西部省份加工贸易发展对于低工资、低税收的依赖则更加严重,而贸易开放度则对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比重呈正向线性影响。不同地区政府应针对各自贸易方式转型的阶段特点做好差别性就业保障工作。

危机下的复苏: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

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入手,构建一个简单的在产出上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两国模型,力图在理论上回答短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否应该成为应对危机冲击的政策工具。理论模型分析所形成的基本判断是:关税以及优先购买本国货等非关税壁垒,不但不能增加国内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复苏,反而有害;提升自主性消费和增加政府支出相对于贸易保护主义而言才是更为有效的短期选择。进一步的数值模拟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持。在以国际生产分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当代国际分工深入演进的大趋势下,倡导和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应对危机、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性选择。

2021年世界贸易复苏趋势与中国未来机遇

全球贸易增速在2021年第一季度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达到4.3%。然而,贸易规模的恢复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同时仍然面临疫情变化的困扰。展望2022年,全球贸易复苏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数字贸易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2021年中国在应对疫情和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表现卓越,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样板。未来,在人工智能、大数据、5G以及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新技术革命将引领全球创新链重新布局,各个国家都出台了数字贸易国家战略,数字贸易规则的完善等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赛道、新领域,这些领域将会带来我国抢占全球价值链新高地的重要机遇。

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视角

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围绕当前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进行研究。回顾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问题,聚焦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分析中国企业受中美贸易摩擦总体影响情况。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贸易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有关税增加、企业经营成本激增、配套制造业产业链受到牵连以及中美产业集群发展失衡等。在此基础上,从企业、政府以及银行三方的角度,强调"政企银"打好组合拳,多向发力,共同协助中国企业顺利应对风险,帮助企业将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

两岸四地构建中元区的可行性研究——基于最优货币区“内生性假设”的实证检验

在目前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本文试图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趋同的互动关系视角,并结合1985P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贸易一体化程度与结构性经济冲击对称性程度的相关性进行经验研究。

危机冲击与全球贸易“超调式”震荡成因的研究综述

本文从需求减弱效应说、信贷紧缩和生产崩溃效应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效应说以及全球垂直一体化分工效应说四个方面,综述了当前学术界关于本轮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超调式"震荡的成因研究。本文认为,现有研究所揭示的因素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冲击,但仍不足以解释"超调式"震荡的成因。对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超调式"震荡成因的解读,必须从国际生产分割深入演进与中间产品存货调整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一视角理应成为理论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