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Power to Rights: Interpreting Inscribing “To Respect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in the Amend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uman rights are one of the widely acknowledged value system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re of human rights lies in the life and dignity of human beings. On the one han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related to life and freedom, which is the concern of everybody. On the other hand, it involves direct dialogue between national power and citizens＇ fights.

隐私权及其刑法保护——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隐私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格权,其客体包括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和私人活动,其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在侵犯隐私权行为日益严重的今天,民事、行政等法律规范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地规制,刑法规范便承载着人们的诸多或最后的期许。事实上,隐私权刑法保护乃理论之渴求、实践之急需。然而,现行刑法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七)的适时出台,虽反映了民众当下对隐私权保障的渴求,但尚不足以解决业已大量存在的侵犯隐私权案件,且条文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憾。因此,变间接保护隐私权为直接式保护、将某些侵犯隐私权行为适时入罪、构建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以及将侵犯隐私权犯罪规定为亲告罪是完善刑法的当然选择。

“回应性”立法的技术性超越——《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体系更新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体系进行了以特殊主体入罪、行为方式分化与加重行为类型化的"组合式"修正。作为回应性立法模式主导的一次修正,此次修正显现出了"技术回应式"的特征,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侵犯案件实践结构的考察,印证了其正当性根据。在积极预防刑法观下,"技术回应式"立法有助于克服立法的象征性和情绪化弊端,实现立法的精细化校正。基于"技术回应式"立法的要求,猥亵儿童罪量刑情节应当进一步优化,增设加重处罚情节;进一步优化对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在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罪中增设负有照护职责者的从重情节。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侵犯商标权罪评价标准的变革与完善:“情节严重”的体系化解释

在立法理念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全面实现侵犯商标权罪评价标准从数额犯到情节犯的转型。但由于司法解释未及时跟进,司法审判难免与刑事立法相龃龉。作为规范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和关涉“量”的犯罪构成要件,“情节严重”的解释应坚持体系化方法,并以立法目的进行限缩。侵犯商标权罪旨在保护商标专用权和市场竞争秩序二元法益,后者又可还原为以防止混淆为内容的消费者利益。以此为逻辑起点,商标法惩罚性赔偿条款和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条款可为“情节严重”提供解释资源。解释要素应按照行为、对象、后果完成类型化界分,并在评价犯罪行为时产生独立效用。但各要素不能单独作为定罪依据,须结合不同罪名中要素权重综合考察。在构建“情节严重”解释体系时,应先以非法经营额为入罪标准,而后根据侵权损失和其他情节等评价要素定罪量刑。

对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系统性的考量

我国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与相关部门法的衔接与协调有所欠缺;第二,系统性和完整性有待提高。从罪名设置看,未将反向假冒注册商标、冒充专利、非法实施他人专利以及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等行为犯罪化。从构成要件的设置看,侵犯商标权犯罪未将服务商标纳入保护范围,且对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够全面;侵犯著作权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过于苛刻,客观方面行为方式的规定偏窄;各罪定罪标准,尤其是犯罪数额的规定不尽合理且缺乏统一性。从法定刑设置看,刑种较为单一,缺乏针对性和明确性,罪刑结构也不尽合理,缺乏协调性。

论商标在先使用之保护——兼谈我国《商标法》第三次修订

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商标在先使用是否成立商标侵权抗辩的不同判决意见的梳理,以比较法的视角分析了以商标先用权制度解决商标在先使用人与商标注册人利益冲突的思路。我国现行立法基本上符合商标先用权的思路,规定了对服务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和已经使用且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在先使用的保护。在《商标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借鉴经验,规定商标先用权,完善对商标在先使用的保护。

论商标权人的商标使用义务

在我国的商标注册制度下,实践中长期存在着“重注册、轻使用”的做法,商标恶意抢注、囤积现象严重。注册商标不使用不仅有违商标注册的目的,而且导致注册商标资源的浪费。而商标识别功能的实现,是以商标的使用为基础的。商标使用既是商标权人的权利,更是商标权人的义务。注册商标权的维持也往往以持续的商标使用为基础。为了保障商标使用义务的履行,需要通过规范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以督促商标权人真正地将注册商标投入使用。既让不使用的注册商标面临撤销风险,同时还应统一商标不使用的法律后果,对不使用的注册商标进行全方位的权利限制。以此,强化商标权人的使用义务,既是对我国商标注册制的纠偏,同时也是在制度体系上保障商标回归其真正功能。

我国商标法修改的最新进展及其完善研究(上)

商标法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随着形势变化,我国《商标法》滞后性日益明显。2013年8月第三次修正的《商标法》简化了商标注册申请程序,便利了申请人及时获得商标注册,规范了商标使用行为,提高了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了,强化了商标法律制度规范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功能和作用,同时注重协调和平衡商标法律关系,实现了私权保护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平衡。我国修改后的《商标法》是一部兼具本体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它的实施必将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囿于多方面限制,该法仍然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完善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并提出对策。

我国商标法修改的最新进展及其完善研究(续)

2013年8月我国第三次修正的《商标法》是一部兼具本体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它的实施必将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囿于多方面限制,该法仍然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值得加以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如商标法立法宗旨、商标专用权限制制度、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制度、关于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共有制度、注册商标利用制度等。

国际化背景下驰名商标刑法保护探析

驰名商标作为企业的金字招牌令广大消费者喜爱的同时,也易遭到不法之徒的侵害,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对驰名商标的国际保护呈现出"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运用刑法手段规制侵害驰名商标的行为也有扩大化的发展趋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完善我国驰名商标刑法保护的问题上,应依据我国国情,结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做出理性的选择。

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以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人权保障的理念应作为其基本价值指导思想。为此,要改变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现状,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体系,使刑事诉讼法作为人权保障法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从商标权保护的正当性看“使用”在商标法中的重要性

商标权保护的正当性是商业使用,正是商业使用,成就了商标权这一财产权。只有意图从事生产经营的民事主体才是商标权保护的对象,也只有使用中的商标才是真正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也才是商标侵权理论所要保护的商标。在商标法的修改中,要更多地关注商业使用的作用。

论我国商标权的刑法保护

本文从刑事立法着手,探讨了对商标权犯罪中“同一商品”和服务商标能否成为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犯罪对象的理解,明晰商标权犯罪对象,并从驰名商标的特殊刑事保护和反向假冒行为犯罪化处理两个角度提出完善商标权刑法保护的构想。

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人权保障写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顺应了国内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发展的要求,有助于刑事诉讼理念与价值的转变,有助于使人权保障切实落到实处,防止或减少侵犯人权情形的发生。但是,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体现并不彻底,在条文表述、防止刑讯逼供、保障被害人人权、强制措施设置等方面仍有些许缺憾,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浅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从公安机关做好侦查工作的角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律师权利方面的修改重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体现在通过对律师会见和通信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的修订,严格了操作规范,防止公权力被滥用。这些修订对侦查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安机关应深刻领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精神,正确看待律师权利的变化,在维护侦查权正当性的同时,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

从商标维权浅析销售企业地市公司法治文化建设

本文从商标维权透析知识产权保护在依法治企工作中的体现,进而对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从四个方面对如何加强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提出建议,为实现依法治企提供有效保障。

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准确表述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种否定式表述只是禁止了有罪推定。而无罪推定的关键是在禁止有罪推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无罪的法律状态。我国刑诉法的修改应与国际通行表述接轨,采用"推定为无罪"或"视为无罪"等字眼准确表述、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人权保障提供坚实基础。

《德国商标法》的最新修订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促进商业发展、解决现实问题,德国于2019年实施了新《德国商标法》,其改革凸显了在平衡权利主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提高商标保护水平的商标制度的本旨。我国《商标法》刚刚完成了第四次修改,此次修订推进了商标领域的法治化进程,然而《商标法》的完善和发展不应止步于此,其制度设计需要坚持回应我国市场经济形势和现实需求,整体方向也应当不断向商标制度的本旨回归。在这一背景下,新《德国商标法》既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具体的制度构造,例如扩大非传统商标的可注册性、加强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等;也展示了发达国家商标制度改革值得我们参考的价值取向,例如加强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提升行政效能等。综上,我国《商标法》下一步修改工作应继续以商标保护为中心,以诚信经营、实现商业繁荣为目的;此外,也要保证《商标法》的表述严谨简洁,并与配套措施充分协调。

商标商品平行进口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商标商品平行进口在我国会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而我国尚未对此进行法律规制。本文认为 ,商标权权利穷竭的地域性理论 ,在理论基础上有其不科学性 ,同时借鉴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 ,并从商标法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贸易政策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我国应在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如 :《商标法》时 ) ,适用商标权国际穷竭理论 ,允许平行进口 ,但对平行进口商故意的“搭便车”行为则予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