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社区合作:泰国南奔府有机农业的个案研究

泰国的小农经济在市场化条件下顽强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传统依然具有比较强的韧性和稳定性。对泰国南奔府的有机农业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发现,小农户在市场化情境中面临销路不稳定、农业劳动力短缺等风险,但是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通过有效运用有机农业的种植技术、社区合作网络来缓解这种风险,维护有机农业的价值。在政府政策、市场力量和“互帮互助”“团结协作”道德规范的共同作用下,小农户积极建立社区企业、学习中心等农业合作组织,这既有助于他们在参与市场化的过程中维护生计安全,同时也使这种道德规范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此外,小农户的生产实践也有助于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传承原有的道德规范。

浅析农村传统文化对烟叶生产合作组织的影响

讨论了中国农村强烈的宗族主义、家族主义和小农心理,及其对发展烟叶生产合作组织的影响,提出了在农村特殊传统文化背景下推进烟叶生产合作组织发展的相关对策。

合作社的发展与股份合作制组织

本文从发展的角度 ,通过对近年来欧美出现的所谓新型合作社和我国的股份合作制组织在基本特征和运行原则方面的对比分析 ,认为二者是本质相同的一类事物 ,都是合作制经济和股份制经济融合的产物 ,是传统合作社为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而做出的自我调整 ,代表了合作社发展的方向 ,必须对其加以积极的引导与扶持。

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进程:非传统安全视角分析

冷战结束后,传统军事安全因素对国际社会秩序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而由非传统安全威胁引发地区性骚乱和冲突的危险性明显上升。在从“上海五国”机制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进程中,各相关国家在成功解决共同面临的军事安全问题后,即转入到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恶势力的打击,并推动相互间的合作向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更广泛的领域中扩展。非传统安全的特征,要求“上海合作组织”树立综合安全观,发展以互利合作为主题的新型国家关系,逐渐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性的组织。

传统药物监管科学国际共享的重要实践

随着我国药品监管国际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中药监管已经进入全球化监管协调的新阶段,中药监管科学作为监管科学在中药监管领域应用的新兴前沿学科,在我国迅速发展。本文详细介绍了我国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传统药物监管科学的发展现状,并对国内外传统药物国际平台建设和合作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重点介绍了我国在传统药物监管科学国际共享方面的实践,指出在国际竞争新形势下积极搭建国际传统药物监管科学的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平台,可以填补该领域国际平台建设空白,推动开展传统药物监管科学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合作现状及策略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涵盖中国和印度两大传统医学大国,中亚四国曾深受阿拉伯医学影响,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传统医学合作将对世界传统医学的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可以提升上海合作组织人文合作深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十分重视传统医学合作。目前,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机制建设,针对各国传统医学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状,实施不同策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中亚国家和巴基斯坦是合作的关键,俄罗斯是合作亮点,对于印度则应强化共性,避免竞争,共同推动传统医学的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贡献力量。

从抗击新冠疫情的国际实践看全球卫生治理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堪称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各国认知分歧明显、态度五花八门、措施参差不齐,各自为战的碎片化抗疫实践无法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新冠肺炎疫情说明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重大传染病疫情已成为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对于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减轻抗疫措施的负外部性,都是必不可少的。理想的抗疫合作是在全球卫生治理框架下,国际组织、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工协作,实现联防联控、信息共享、政策协调、守望相助。然而在抗疫实践中,尽管推动国际合作的努力广泛存在于全球与区域层次、多边与双边框架下,但合作广度与深度均不足以满足抗疫需要。制约抗疫合作的深层因素在于观念层面,狭隘利己主义、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建构出不利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治理赤字,为治理改革指明方向、提供动力。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需要提升公共卫生议题在全球议程中的地位,通过加强世卫组织能力建设消除制度碎片化的负面影响,通过修订《国际卫生条例》指引全球抗疫实践,破解信任赤字实现大国协作。中国应当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在塑造全球公共卫生议程、改革卫生治理制度和推动大国协作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还要致力于贡献思想公共物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助力全球卫生治理的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