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

彝族他留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和华坪县,是历史文献中“白蛮”的后裔。在族源传说故事中,他留人认为他们与周边的藏族、纳西族、白族、汉族和彝族诺苏人是从兄弟姊妹一家人中分衍而来。宗支节是他留人祭祖的节日,早期仅用于各姓祭祀各自的先祖,外人不得参与。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留人开始利用宗支节祭祀“三百六十户伍”汉人祖先,这一唤醒对“汉人祖先”的记忆过程体现了早期迁徙到云南的汉族人和彝族他留人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心性与历史事实。他留人从“多族共祖”到“彝汉共祖”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是一种对自身起源问题的“再创造”。这使族群的边界得以从历史记忆的维度被消解,而代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血脉联结和家园共享,体现出他留人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是唤醒他留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彝族他留人的个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教学和宣传提供了宝贵素材和民族志案例。

彝族服饰元素融入现代服装设计分析

文章旨在深入探讨彝族服饰元素与现代服装设计的融合,详细剖析彝族服饰的多样化种类及其鲜明特征,并据此分析其对现代服装设计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文章强调,将彝族服饰中独具特色的图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巧妙的色彩搭配以及独特的材质运用,巧妙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不仅能够充分展现彝族服饰的独特魅力,更能够显著提升现代服装的附加值与内在文化涵义。

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花腰彝“女子舞龙”文化生态变迁的人类学考察——基于滇南石屏县慕善村的田野调查

应用体育人类学方法论,借助田野调查、历史过程比较、文献资料等方法,以"族群记忆——文化认同——民族文化品牌"为历史文化脉络,以文化生态变迁为研究视角,以慕善村花腰彝"女子舞龙"活动为调查研究个案,采用质的研究范式,分析了慕善村花腰彝"女子舞龙"活动的文化生态环境与结构、文化生态变迁历程等,并进一步探讨其凸显的价值意义。研究结果表明,慕善村花腰彝"女子舞龙"活动与"祭龙仪式"的宗教礼仪息息相关,相互依存;慕善村花腰彝"女子舞龙"的文化生态变迁历程,实质上是花腰彝人民从起初的"族群记忆"到"文化认同",再到"民族文化品牌"过程中的必然选择;经历了"萌芽时期(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中断期(文革冲击)、恢复期(1977年-1994年)、发展期(1994年-2008年)、繁荣期(2008以后)"等变迁历程;具有尚"舞"精神的传递和文化认同的载体、民族生计与经济利益的诉求、全民健身的有效途径、构建和谐社会的"安全阀"、学校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互动与补充等凸显的价值意义。

城镇化进程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及对策:以新疆哈萨克族为例

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快了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进程,新疆城镇化大幕拉开。哈萨克族作为游牧民族,在进入城镇定居后,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也面临着改变。通过对新疆哈萨克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征进行考证,探讨城镇化进程中新疆哈萨克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路径和方向。新疆城镇化的推进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深入渗透到各区域的各个角落。哈萨克族拥有丰富的传统体育资源,民族体育文化多姿多彩,既表现出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共性,如赛马、摔跤等,又具有本民族最具特色的项目,如"姑娘追"等。从传承和发展新疆哈萨克族传统体育的视角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护和实现少数民族的发展权。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新华村白族手工艺品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开发、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播交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成为一种必然。云南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白族传统手工艺品在工艺技术、传承方式、生产模式、花色品种、用途等方面的变迁就是一个明证。它为少数民族地区如何看待和适应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并在变迁中保护和传承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反思——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彝族烟盒舞为例

少数民族文化的学校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和一种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同时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再认知过程以及一个更具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整合过程。随着社会发展,学校教育尤其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应肩负起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

云南彝族传统礼仪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实用价值

礼仪文化具有多种功能,云南彝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传统礼仪文化,当代社会,如何发掘云南彝族传统礼仪文化的功能,使之对社会和民族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为此,从实用价值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云南彝族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促进身心健康的价值。

彝族口头传统与民间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

口头传统与民间文学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真实记忆,其社会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人际沟通与情感交流、寓教于乐与行为规范、知识传授与道德塑造。

非遗保护视野下广西民族传统口头文学的当代价值及传承

广西民族传统口头文学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样式,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广西的文化标签和社会文本,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兴起的今天,广西民族传统口头文学不仅需要静态地保护,更需要通过多渠道在新时代的土壤里活态传承。

试论黑衣壮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态性特征

黑衣壮是保持壮族文化特色较为完整的壮族支系,至今仍保存着本族群的原生态文化形态和元素。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社会人文的影响,黑衣壮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生态文化特征,反映了与壮族的宗教信仰、民间崇拜、时节风俗、生产劳动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促使黑衣壮传统体育文化产生,时节风俗促进黑衣传统壮体育文化发展,生产劳动与黑衣壮传统体育文化息息相关,既能健身娱乐,融入生活,又能凝聚人心,壮大族群,民族体育文化彰显民族传统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黄帝

作为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形成于我国春秋战国之际。黄帝作为华夏族共同奉祀的祖先,是其时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民族为了追求共同历史文化的产物。文献资料表明,我国古代先民,包括上层统治阶级对于祖先黄帝的祭拜也恰好开始于这个时期。黄帝原本是周人的祖先,黄帝族以及早期周人都居住在陕北黄土高原,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古代戎狄族具有血缘上的联系。因为后来周人实现了对黄淮江汉广大地区的大一统统治,主导了日后这一地区各古老部族的民族融合,并最终使它们融铸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黄帝自然亦演变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族与其直接后裔周族都为我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活化路径研究——以郴州莽山瑶族乡为例

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承载民族文化记忆,其激活不仅能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还能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方略。文章以郴州莽山瑶族乡为例,基于调查问卷数据,从活化感知、活化价值、活化效益和活化模态四个维度对莽山瑶族传统文化遗产活化成效进行分析,结合实地调研和访谈信息,梳理莽山瑶族传统文化遗产活化现状。建议依循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再生的行动逻辑,构建出活化路径: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互嵌式治理方式;推广景村联动模式,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瑶族文化创造性转化,数字化赋能遗产创新发展。

民族文化符号对彝族燕麦酒传播的独特价值

凉山燕麦酒品牌拉唛处于一个发展的平台期,建议从健康元素和民俗风情着手进行传播。彝族的民族文化符号丰富:如文字和语言、民俗风情、酒文化、彝族酒器具文化等。寻找彝族民族文化符号独特价值的利用途径,从形象策略、公关策略、传播策略上寻找切入点。建议拉唛燕麦酒在实践中利用民族文化符号,一方面在外包装上注重民族元素和符号,另一种方式则是选择以礼品酒的方式来打造:最佳礼品、混搭礼品、活动礼品。

彝族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历史与现状综述

研究彝族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索了彝族和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的文献资料,对彝族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进行系统整理分析,总结了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发展脉络和途径。

解读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认同

在孙中山先生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大体可通过三个层面得以展示:一是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定位;二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首肯;三是对于中华传统道义价值的体认。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认同,不仅仅出于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热爱的情感,更是回应民族生存危机的策略表达。他将传统的"宗族"组织架构、"忠"之准则、"王道"观念等等,通过切合时局的新内涵的灌注,转换成有助于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积极因素。孙中山思考问题时的"西方"与"中国"双重知识谱系的作用,使之有能力去完成将现代化理念楔入中华传统符码的转换。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保护——以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为例

姚安县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本土民族文化、中原汉族文化与外来宗教文化交互相溶的多元传统文化。这类区域性民族文化与该地区的历史事件、民族聚居、文化互动等关系密切。加强区域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是当今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姚安县为个案对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加以探讨,对许多民族地区的类似性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试析布摩在彝族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布摩是彝族诸神崇拜特别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在彝族古代社会制度尤其是阶级社会形成以后的地位十分显要,在君长之下与臣并列,在彝族阶级社会中形成君、臣、布摩的政权构架。随着布摩队伍的扩大,以及布摩所主持活动在彝族社会中的深远影响,布摩这一政权支柱逐渐向职业化演变,即布摩从社会显要渐次变为一种职业,专司祭祀、祝福等宗教信仰活动的职业群体。布摩成为彝族文化、历史的传承人,起到教化育人的作用。保护传承彝族传统文化,要发挥好布摩这一职业群体的作用。

罗平多依村布依族服饰变迁浅析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服饰的形成和变化,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该民族的发展和演化。罗平多依村布依族服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穿着上,总的变化趋势是民族传统服装的穿着越来越少。服饰的变化,表明的是现代服饰文化对传统服饰文化的挑战和胜利,也反映了在外来文化的传播和借取中当地人的主动选择。

滇越濮拉人的族群记忆与文化特征

濮拉人是滇南和滇东南地区的土著彝民,明清之际流落江外及越南北部山区。明清以来,在多族群交错杂居的社会环境下,滇越濮拉人仍保持着与包括彝族其他支系在内的周遭其他族群之间互动的边界,形成和保留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俗习尚,并使之成为族群身份的重要文化表征:从过去到现在,滇越濮拉人主要生活在荒漠化、石漠化严重的高寒边远山区,生存环境恶劣;他们多深居山野,长期保持着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生产力较为落后;恶劣的生存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他们至今仍在语言服饰、婚姻家庭、丧葬祭祀、节庆饮食方面保留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