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捕鱼权与专属经济区制度

根据1958年通过的《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和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领海制度,沿海国在其领海内享有专属捕鱼权。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过国际社会的长期讨论与实践,传统捕鱼权得到了多数沿海国的认可与尊重,即沿海国在其专属渔区或管辖范围内拥有优先权,而其他国家在其国民长期以来惯常捕鱼的区域享有继续捕鱼的权利。但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却否定了其他国家的国民在沿海国专属渔区或管辖范围内享有的传统捕鱼权。鉴于传统捕鱼权在专属经济区中的地位,当我国与有关国家进行东、黄海海域划界时,应强调地质、地貌、海岸线的长度、渔业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对渔业资源的公平利用等,特别是经济因素,以争取合理的利益。

论传统渔民用海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冲突及协调——兼论滨海滩涂的法律性质归属

研究目的:从传统渔民用海权与土地使用权之间的纠纷入手,深入辨析、重新界定滨海滩涂的法律性质归属,提出解决二者之间冲突的可行路径,为实践困境提供理论回应。研究方法: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结果:传统渔民用海权与土地使用权冲突的根源在于滨海滩涂的法律性质归属不清,准确界定滨海滩涂的概念,深入辨析其法律归属,是从根源上破解二者之间纠纷困局的良策。研究结论:从自然属性、民法传统、现行立法和技术标准综合分析,将潮间带纳入海域范畴是适宜的,应以此结论为基础,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为维护传统渔民的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

论海域使用权与传统渔民用海权的冲突

按照权利绝对论的权利概念,权利之间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但在真实世界中权利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自海域使用权诞生以来,其与传统渔民用权之间的冲突就愈演愈烈,实践中相关案例不断出现,理论上相关论争也从未间断。权利领域存在交叉塑造了二者之间冲突的基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权属安排的粗疏、冲突规范的不当和行政行为的功利。应加强理论研究,改进顶层设计,推动立法完善,合理界定海域使用权与传统渔民用海权的权利内容,明确界分二者的权利边界,修订完善权利冲突规范,通过法学理论层面溯源清本进而完善制度设计予以根本解决。

论传统渔民用海权

传统渔民利用海域谋生的"习惯性"权利,长期以来既得到社会共同体的尊重、认同,又得到国家政策的许可。不过,我国立法并未采纳渔业权渔业的制度安排,也没有对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做出区别性规定,致使传统渔民用海权处于一种"准法定权利"的尴尬状态。本文从审视传统渔民用海权的诉求出发,界定传统渔民及其用海权的内涵,进而尝试从公法角度阐释其独立性、财产性、人权性和人身性特征,准确定位其法律性质,为保障传统渔民用海权提供理论支持。

传统渔民用海权公益损害困境解析

海洋具有资源多样性和功能多宜性等特征,资源多样性决定了海洋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功能多宜性则意味着各种用海权之间的并存可能。凭籍公共利益的依仗,各类公益性用海不断侵犯传统渔民用海权,但囿于"法律身份"上的先天不足,后者陷入屡遭侵犯却又诉求无门的困境之中。法律地位不明确、行政权任意扩张、执法监督力度不足、救济渠道不畅是导致传统渔民用海权公益侵害困境的主要原因,应厘定传统渔民用海权的权利边界和法律效力,规范行政决策和审批程序,改革海洋行政执法体制,完善法律救济渠道,为维护传统渔民的合法权益提供全方位保障。

论传统渔民用海权行政补偿的范围

行政补偿是国家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衡公权与私权关系的"稳压器"。在海洋世纪由发展远景向发展实践快速转变的背景下,伴随着公权与私权博弈的深化,传统渔民用海权行政补偿制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补偿范围是补偿制度建构的基础要素,传统渔民用海权的得丧变更往往意味着传统渔民生活方式的被动改变和生活境遇的重大转变,合理界定补偿的范围,对弥补相对人损失、恢复受损权利、修复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在传统渔民用海权行政补偿设定、实施和救济过程中,应当明确界定补偿的主体、客体、损害和原因范围,切实维护传统渔民的合法权益。

传统渔民用海权行政补偿程序探析

在海洋世纪由发展目标向发展实践快速转变的背景下,各种用海权利频繁变动的动因越来越多地来自于行政主体推动改革发展的非违法性行政行为,面对公权力侵犯难以避免的情境,传统渔民用海权行政补偿制度的建构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与紧迫性。行政补偿程序是补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传统渔民用海权行政补偿程序应当坚持保障相对人权利、公正和公开三项原则,并根据补偿类型的不同,科学设计和严格执行通知、听取意见、审查、协商决定、执行等各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