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从传统礼治文化秩序迈向现代软法规范秩序

我国传统的礼治文化秩序注重提升官吏的权力理性修养,从日常公务活动的细节层面约束官吏的公权力行为;而西方现代的软法规范秩序注重国民的契约理性培养,从社会合作关系建构的角度引导国民慎重对待法定的权利,两类社会秩序都以人的社会性为出发点。文章主张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出发,围绕新时代完善国家法律体系的法治建设目标,将中国传统礼治文化秩序中的权力理性因素与西方现代软法秩序中的契约理性因素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吏治功能与民治功能兼备、权力理性与契约理性并重的现代软法规范体系。

从康百万庄园透析中原传统民居文化

通过对康百万庄园的建筑布局、结构分割、内外环境以及建筑装饰的分析,挖掘其深层次的建筑心理文化,从而映射出明清时期中原地区民居所蕴含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