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时代价值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以义为先、以义谋利、义中取利、义利合一等论述,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坚守以义为先,避免人际交往的失信化、利己化和功利化,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信守义中谋利,既是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和企业软实力的增强,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遵循义中取利,能帮助人们树立合理的财富观;坚持义利合一,公利即为义,也就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以集体利益为首,促进健康群己观的形成。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研究

作为中国伦理学的重要组成内容,中国传统义利观为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著贡献。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文人志士深层次辨析传统义利观,由此逐渐提出了重义轻利、义利俱轻等多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秉承义利并举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由义利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儒、墨、道、法的义利观思想,对探讨新时期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论荀子的以欲望论为基础的经济思想

荀子认为义利为人所两有,但好利是人的本性,这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人"假设是一致的。荀子所说的对利的需要从主观上说就是人的欲望。荀子对欲望持肯定态度,主张按等级身份适当满足各种人的欲望,做到消费欲望的满足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满足人的消费欲望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使财富不断增加,为此必须实行激励政策。荀子的欲望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既有相通之处,又各具有不同的特点。

“义以建利”与“以义制利”——传统儒学义利观的二重义蕴

传统儒学的义利观以孔子提出的“义以为质”为基本立场,它在义利之辩中具体展开为“义以建利”和“以义制利”两个方面。义利观的二重义蕴在先秦均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因而具有较为合理和稳定的形态,但“义”功能的双重预设内在地蕴涵着矛盾,使两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分离的趋向,正统儒学和非正统儒学分别发展或强化了其一个方面。到明清之际二者虽又有了平衡发展的契机,但明清诸儒的探讨是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因而没有摆脱传统儒学义利观的困境。

中国金融业前瞻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

"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而发挥金融引领作用,是切实破题、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一带一路"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沿线国家呈现多重分化,另一个是"一带一路"所涉区域金融力量相对不足。这两方面困难都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来具体应对。通过金融手段,引导资本先期投入,同时坚持商业运作原则,既可以给予沿线国家金融助力,也可以减轻"中国色彩",打消沿线国家的政治疑虑,换取沿线国家对中国更加认同的良好效果,这是破题"一带一路"的"牛鼻子"。金融引领"一带一路"建设是个系统工程,迫切需要加强针对性的顶层设计。

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传统义利观在历史上形成了重义轻利、利义并重、重利轻义、义利俱轻等不同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挖掘传统文化的合理价值,实现传统观念的现代变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所在。

推进实践基础上的“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创新——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

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并主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关注与支持。它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坚定不移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扎根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却明显落后于实践进程。结合实践过程中蕴含着的大量理论创新的源泉,对"一带一路"实践进程进行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不仅可在学理上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实践上指导未来发展,而且也是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性理论工作。同时,这也关系到未来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理论自信"与"战略定力",必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有着新的时代内涵,二者的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统一,必须将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到传统诚信观之中、注入到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之中。

传统义利观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以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的实践为例

通过考察传统中国义利观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传统义利观强调重义轻利、见利思义,这些原则影响到商业领域和商人的精神面貌,且对近代商人的影响依旧很深。运用传统义利观管理现代企业,可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企业形象等,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的实践,进一步说明了传统义利观在管理现代企业中的价值。

邓小平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义和利的对立统一、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是我国极富特色的传统义利论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义利思想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高度融合的结晶,是古老的义利观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认真学习和践行邓小平的义利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传统义利观到当代慈善观的转变

慈善事业在西方社会具有较为长久稳定的传统,基于西方社会的核心思想——基督教——作为该事业得以传承的精神动力。而慈善对于中国而言却有着相对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意识传统。本文从文化层面探讨中国社会下的慈善观念及慈善事业,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关于义利观念的伦理观点并立足当代中国的慈善观的内涵系统,动态的探讨传统义利观向现代慈善观的转变途径。

传统儒家义利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传统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实用理性倾向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将维护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应然使命,并有利于把握社会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义的精神价值追求放在首位,这就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塑造被教育者理想人格,引导其将义作为行为的价值方针和人生的价值目的;在义利观上承认人情化的生活世界又以天人合一的态度实现对义利观的超世俗化,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看到物质利益所带来的幸福,又能享受超越物质利益之后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满足感;传统儒家义利观以"和欲"为内在超越之路从而达到义利统一的意义世界,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以义利统一为基点,满足时代之诉求。

共同富裕的中华优秀传统义利观渊源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共同富裕以深厚底蕴,共同富裕价值旨趣的人民性、基本内涵的统一性、分配方式的正义性、实现过程的渐进性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义利观中找到原初根柢,共同富裕则赋予中华优秀传统义利观以现代力量。中华优秀传统义利观的现代性转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的激活、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阶级的传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先进生产方式的催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有效贯通起来,既要坚定文化自信,让经由“结合”的共同富裕彰显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也要坚持守正创新,在推进共同富裕中赋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化升格。

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要性、可行路径与基本原则

站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起点上,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不仅体现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光辉成就,还体现于现代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自我发展对吸纳和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需求。关于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义利观和系统观的比较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有效结合的潜在可行路径:以现实问题为引,结合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转译与解读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在比较分析中寻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层面进行有效对话和融通的潜在空间,力求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延伸和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学人应警惕一些错误认识,遵循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立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的基本原则。

传统中医义利观对医德教育的启示

传统中医伦理主张仁义为根本,以仁爱人,以义正己.现今医德教育,往往强调仁爱救人的核心价值,忽略义利观的内容.针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现代医疗卫生领域义利纷争不断、医患关系紧张的状态,吸收传统中医义利观的精神养料,结合现代医学义利观的辩证精神,用正确的义利观影响医学生三观的形成以及职业精神的养成.提出从突出义以为上的价值追求,倡导对功利的超越精神;明确利的合理限度,树立义利兼顾的道德要求;强调以义制利,坚守从医的底线意识3个方面,帮助医学生塑造正确的义利观,把"大医精诚"的医德传承好,为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水浒传》“忠义观”之辨

长久以来,提起《水浒传》,多数人都会称赞其"替天行道",歌颂其"忠义",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定论,鲜有人提出质疑。事实上,作者在《水浒传》中所表达的,虽然不乏"忠"和"义",但更多的或者说最主要的却是一种"忠‘利’",即梁山好汉对利益、名利、权利的热衷与追求。事实上,好汉们并没有做到"替天行道",也没有做到"劫富济贫",他们往往重利轻义,而且,忠"利"远甚于"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