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及对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

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涉外法律事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地方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统筹“两个大局”与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教学资源不足、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课程设置不科学、培养机制未精细化、协同培养未全面展开的困境。面对此困境,需要夯实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完善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在满足社会对涉外法治人才需求的同时,提高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其中的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方向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目标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责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体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重点论,搭建起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系统理论。公安院校是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应当以“五论”为根本引领,着力培育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高素质公安法治人才。

“一带一路”背景下涉俄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是落实“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涉俄法律人才培养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持续推进“一带一路”与深入推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背景下,培养通晓法律外语、涉外法律知识、掌握涉外技能的法律人才,是确保我国“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为了解决我国涉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应积极拓展涉俄法律人才培养领域的覆盖面,逐步增加人才培养数量,健全涉俄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目标体系,更新培养理念,优化涉俄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突出实务特色,健全俄罗斯法师资及教材,创新教学方法,为我国储备涉俄法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迈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路径选择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国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与落实,是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立法、执法、司法、社会参与以及涉外保障人才支撑的需要。然而,面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要求具备政治定力、国际视野、跨学科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给传统的法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强化政治素养,坚持风险导向,建立协同机制,优化学科交叉,拓宽国际视野。具体来说,通过明确培养标准、创新培养体系、多元培养模式、促进教研联动等具体措施,构建富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守正与创新:新文科背景下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新文科建设是在原有文科学科理论、学科体系基础上的创新,是文科高等教育基于自身发展和社会需求,回应新时代变迁的重大变革。在新文科建设进程中,重塑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厘清新文科与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法学应用型人才定位,发掘传统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梳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短板,将制定顶层设计方案、更新课程体系、优选适格教材、融入思政元素、拓宽育人渠道等措施作为探索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路径,与新文科建设方向保持一致。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实回应与理论省思——以20世纪30、40年代法律教育大讨论为视角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政学两界围绕法律教育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历史影响大的讨论。因当时法律教育存在“诸事苟且”与“低质量微”弊病,非议与取消法律教育言论渐起。为推进法律教育健康发展,大批学者积极阐述法律教育救国论,从师资、教法与教材三维度归纳提炼域外法律教育的成功经验,从学制、师资、课程设置方面反思梳理本土法律教育问题清单,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教育环境改善等方面积极探索优化提升方案等,他们的理论争鸣丰富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理论的同时,也为中国法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

新时代司法机关与法学院校共同培养法治人才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深入推进,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上海法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探索表明,加强司法机关与法学院校的合作对于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的脱节问题日益凸显,司法机关与法学院校的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不足,并面临体制机制性障碍,严重制约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有效供给。对此,应积极探索新时代高素质法治人才合作培养的路径,通过建立健全院校合作培养体系、优化完善实践教学模式、提升院校合作规模与效果等举措,最大限度挖掘院校合作潜力,打破院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推动法学教育与法治实务深度融合,为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铁路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法治意识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培养兼具政治素质、职业素质与专业技术素质的优秀人才,是铁路高职院校的战略规划与未来趋势。尽管职业法治意识教育并不能完全取代职业道德教育,然而在当前铁路职业院校教学中增加更多的职业法治意识教育内容从长远而言是必要的。高职院校应当针对基础理论课程、相关专业类课程与实训类课程,在课程安排、教学设计与教学方式三个方面,以开设专门的“铁路职业法治意识”课程、实施课程思政、提升思政课教师参与程度为主要方式,对当前铁路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法治意识培养模式进行优化改进。

The Rule of Law in Foreign-Related Affairs and Associated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a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n domestic and foreign-related affairs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i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measure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mid global changes of a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also a new practice facing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 up.To further explore and clarify the basic theory and approach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in the rule of law in foreign-related affairs,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This is do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rritory,normative,subject,and legal application dimensions.Key factors includ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fficial languages and legal cultures between jurisdictions,the closur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dmission mechanisms,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for talents praticing the rule of law in foreignrelated affairs.For this reason,the path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is field in China for the new era can be explored through clarifying requirements for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nd building a multi-level mechanism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alents practicing the rule of law in foreign-related affairs.

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及前瞻建议——基于十五所高校的考察

选取首批入选法律硕士(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的15所高校为样本,对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发展历程、课程体系和毕业生去向的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的建议:夯实国际法专业、学科和科学研究,巩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依托的平台;加强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侧改革,保证涉外法治人才的“出口”;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规范化建设,制定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国家标准,为涉外法治人才的评价、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师资准入、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等提供规范指引。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西部地区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推动区域对外发展、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中,形成了对多领域、多层次、多语种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但当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尴尬又无奈的处境,主要体现为人才需求多元但人才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形式多样而培养质量不高,人才数量不足又难以留住人才几个方面。这与西部地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全密切相关,也跟西部地区薄弱的人才培养基础和欠优的人才环境有相应关系。为纾解困境,通过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建构起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有助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和留用,进而服务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发展。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究

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与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而且培养质量不高。因此,我们亟需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缺失和人才质量不高等重大问题。该文探讨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分析我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提出做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顶层设计、设置绿色“一带一路”相关课程和加强涉外法治实践课程等创新路径。

以习近平“一带一路”法治保障重要论述为引领加快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以世界的眼光、战略家的睿智、政治家的胸怀、大国领袖担当的气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伟大倡议,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纳入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的宏观战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论断,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新举措,形成了内涵深刻、内容丰富、结构严密、体系完备、具有鲜明哲学辩证方法与实践伟力的系列观点,堪称习近平“一带一路”法治保障重要论述。以习近平“一带一路”法治保障重要论述为引领,加快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制机制,须直面涉外法治人才供给规模总量偏少,综合型、创新型、能力型、涉外型“四型”卓越法治人才奇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等诸多短板,凝聚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共识;须拓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着力增强以法治保障和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涉外法学“三大体系”建设;改革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健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领域法学视野下“碳中和”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碳中和”法治人才培养,是满足“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的需要,是对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的践行。然而,由于“碳中和”法治人才需要既懂技术又懂法律规则,需要多学科专业的支撑,这给传统法学教育和培养模式带来了挑战。因此,“碳中和”法治人才培养需要引入领域法学理论,在复合法治人才培养目标下进行人才培养,并遵循以问题为导向、具备跨学科思维、建立协同育人机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领域法学人才培养逻辑。具体而言,明确“碳中和”法治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德育与素质目标,细化“碳中和”法治人才培养标准,整合多学科师资队伍,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力量联合培养机制,打造“碳中和”法治特色教材,健全科研促教学机制等具体措施,形成极具特色的“碳中和”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碳中和”法治人才的精准培养。

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对策

在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国家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作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地,在其中担负着重要使命。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国内诸多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面临着短期内无法填补涉外法治人才巨大缺口的社会现实。目前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学习内容滞后、语言障碍严重三大不足。为此,国内高校有必要从加强培养学生的法律外语综合应用能力、为学生搭建国际化的实习平台、开发更多的国内外法学院交换项目、加强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真正形成完备的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系统且有效地培养涉外法治人才,以满足国家在国际治理和涉外工作中的需求。

人工智能时代法科人才培养改革探索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不是会不会取代,而是会取代多少法律工作的问题,这就给我们法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法科人才”的新命题。通过对法科生应具备的能力素养和市场需求现状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更多的是富有个性与经验、创新与交叉复合型的高端人才。为此,可从改新教学目标、创新教学体系、辅以高科技教学手段以及优化师资队伍等方面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之更多价值判断、更多创新应用和更多跨界统合能力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改革人才培养理念的宏观层面,创新培养模式、调整专业设置的中观层面以及革新课程体系的微观层面详细规划法科人才培养的路径。

我国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的人才培养机制建构

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和领军型卓越法治人才。从政策导向与社会需求来看,我国未来对法律博士专业学位的设立已达成基本共识。在设置该学位时,须避免与法学博士学位同质化,并精准回应法律行业对高精尖法治人才的现实需求。经选择性借鉴域外法律博士的培养模式,并参考我国已有专业博士的教育经验,在我国法律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机制的建构中,应在招考、培养与毕业各环节注重对学生知识转化能力、学科融贯能力、科研创新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的考察与提升。

中国法学高等院校中立法学教育的补全与拓新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较为注重司法中心主义人才培养模式,立法学教育相对处于边缘地位。从二级学科、研究方向、本科理论课程和实训课以及专业实习等方面可以看到,我国对立法学教育的重视不够。与之相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时代,国家极为重视立法队伍建设以及立法人才培养,法治实践中培育立法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故此,补全我国法学教育中立法学面向有其现实必要性。具体而言,为推进兼顾司法面向与立法面向的法学教育,首先,应设置立法学为法学二级学科,将立法学纳入本科阶段必修课程;其次,至少应建构立法法理学、立法技术学、地方立法学、新兴立法学、比较立法学等研究方向;最后,应拓新立法学教育教学方法,如课堂讲解式立法案例分析法、小型会议式立法研讨法、全程综合式立法模拟法、当事人模式立法参与法、学习观摩式立法实习法等。

论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的定位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和实现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都离不开国家安全法治人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不仅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有力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也为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为了培养面向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和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型人才,国家安全法治人才不仅是满足国家安全法治建设需求的高层次人才,而且要成为掌握国家安全治理规律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还要遵循“德法兼修”的要求培养其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良好的人文素养,确保能够胜任各项国家安全治理工作的现实需要。此外,从学科保障角度看,培养国家安全法治人才以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法学为理论支撑,在领域法学创新理论指导下,为更好地助力于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应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法学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中的二级学科地位。

论法治实践部门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法治实践部门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检验者"与"受益者",却在法治人才培养中长期处于责任模糊状态,引发了诸多法治人才培养问题。法学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趋同性使法治实践部门成为法治人才培养责任主体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凸显法治实践部门的责任主体地位,使其"反哺"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构建法治实践部门与法学教育部门协同培养法治人才的机制,发挥法治实践部门的作用与功能,不断培养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夯实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基础。